台湾
龙应台：台湾的时间不多了
文/梅念安 4月1日，台湾作家、散文家和文化评论家，2012年至2014年，她担任马英九政府第一任文化部长（1012-2014年）龙应台在《纽约时报》发表特约评论，英文题目是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 (台湾的时间不多了)。次日（4月2日），《纽约时报》发表该文中文版，题目改为《台湾维持和平与自由的唯一途径是与中国和解》。 这篇文章以一位台湾南部出租车司机的言论“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天的台湾”为开场，揭示台湾社会对美国是否可靠的深层焦虑。作者指出，特朗普（川普）对乌克兰的冷漠态度，激起台湾人对美国在台海冲突中可能背弃台湾的担忧。长期以来，台湾仰赖美国作为安全后盾，对中国保持对抗立场，但这种信念如今动摇，许多人开始质疑：若美国能放弃乌克兰，也可能放弃台湾。 文章批评台湾总统赖清德面对这种不安并未采取沟通或对话的方式，反而加强敌对立场，例如将中国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并恢复军事审判制度，这被认为有走回戒严时代之虞。作者回顾两岸关系在马英九任内达到高峰，并主张应重启对话，而非持续对抗。 最后，文章警告：若川普与北京达成地缘政治交易，台湾恐将被牺牲。因此，台湾应抛开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开始一场理性讨论，思考如何在自身可接受的条件下，寻求与中国的和平共处。只有确保和平，民主与自由才能长存。 龙应台此文在台湾引起不同凡响，这并不奇怪。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有人建议跳出“统”“独”去寻找“第三条路”。眼下，台湾问题还存在“第三条路”吗？这条路是什么？又如何开辟“第三条路”呢？我对此很好奇。
解决台湾问题最终是西藏模式吗？
文/梅念安 中国大陆近日流传一段台湾新闻节目，台湾新闻人陈凤馨说，她很担心解决台湾问题最终是用西藏模式。所谓“西藏模式”，就是宣布独立不成，打了一仗之后被迫签订和平协议。 台湾问题会被迫走向西藏模式吗？ ChatGPT分析说，如果冲突发生并以北京胜利告终，北京是否会采取类似1951年西藏模式的安排（与台湾当局签署和平协议）尚难确定。考虑到台湾社会的不同政治生态，统一后的治理模式可能更倾向于“一国两制”或某种新的框架，而非完全复制西藏的历史进程。 ChatGPT阐述道：中国政府目前仍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尽管对“台独”态度强硬，但官方表态仍倾向于通过经济、文化、社会融合推进统一进程。如果台湾没有正式宣布独立，北京可能仍会努力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以降低代价和外部干预的风险。 那么台湾何去何从？ChatGPT认为，如果台湾维持现状，不推进法理“独立”，大陆短期内可能仍以融合策略为主，不急于采取武力手段。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并得到某些外部势力的军事支持，那么军事冲突的风险显著上升，北京可能会采取更直接的行动。 本人认为，ChatGPT的分析总体上是可信的，只不过我笃信：如果台湾宣布独立，那么军事冲突就不可避免，无论代价有多大。 问题是，现在哪些势力在推动两岸走向军事冲突？
靡靡之音？邓丽君在中国大陆的地位
台湾歌手邓丽君，以她婉转甜美的歌声，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文化变革的标志。从起初被视为“靡靡之音”，到最终成为永恒经典，她的音乐经受了岁月的涤荡，映照出那个时代对心灵解放的渴望。 一、时代春风下的音乐魅力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陆，邓丽君如同一股清新之风，闯入人们的视野。她的歌曲旋律悠扬，歌词贴近生活，诉说着自由、浪漫与爱情，轻轻敲开了变革中大陆人民的心扉。她的音乐不仅为人们带来了娱乐，更是对外界文化接纳的一个象征，跨越了语言与时代的鸿沟，成为人们的共同记忆和情感寄托。 二、文化象征与情感慰藉 邓丽君的音乐超越了娱乐范畴，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她的歌声体现了大陆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是改革开放后人民敞开心扉的跃动。她的歌曲简单却深情，温柔而有力，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在那个严肃的政治气候下，她的歌声如同一股清流，为人们提供了情感的出口和心灵的慰藉，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纯真和生活的美好。她的音乐是一种艺术表达，更是一种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交流。 三、从质疑到经典的传奇蜕变 邓丽君初入大陆时，曾因其独特的音乐风格而被视为“靡靡之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歌声逐渐征服了人们的心。她的歌曲广泛传播，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不仅在中国大陆，乃至全球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如今，邓丽君依然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传奇人物，她的歌声跨越时空，连接着不同代际人群的共同记忆与美好情感。她的音乐已经成为了一种永恒的文化符号，见证了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心灵觉醒与情感释放。 本文部分内容由AI大模型辅助生成；本文配图由Grok生成。
台湾成立“认知战研究中心”
文/毕研韬 2024年1月17日，台湾“法务部”调查局挂牌成立“认知战研究中心”，下辖“两岸情势研析处”、“国内安全调查处”及“资通安全处”三个部门，分别负责认知作战研究、认知战情报搜集与分析、应处反制。台湾的“资通安全”相当于大陆的“信息安全”。 相关部门称，认知战研究中心已聘请学者专家担任咨询委员。 2024年3月6日下午，刚成立两个月的“认知战研究中心”曾组织相关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2019年8月设立“假消息防制中心”，2021年4月升格为“资安工作站”，2024年1月再升级为“认知战研究中心”。五年内实现三连跳，可见台湾战略界对认知作战的重视。台湾所称的“资安”是“资讯安全”的简称。 台湾当局已于2020年1月15日公告实施《反渗透法》。 我要提醒的是，台湾已初步建立由政府行政部门、民间组织和军方组成的“三位一体”认知战网络，并已初步构建国际联盟和认知网络。 关于“认知网络”的内涵及其战略价值，大陆专家几无关注，有兴趣的网友可自行研究。 在下认为，要想透彻理解认知战，就需先了解“认知安全”概念。张昆、张明新、陈薇主编的《国家形象蓝皮书：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报告（2020-2021）》收入了拙文一篇，题为“跨文明对话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文章提及“认知安全”概念。《青年记者》2023年6月（上）刊发了拙文“认知安全视域下生成式AI监管研究”，文中也介绍了认知安全概念。 最后声明：作为民间人士，洒家向来反对信息武器化。此时的笔者，更愿意通过传播来促进理解、合作与和平。为此，我们需要志士仁人站出来推动韧性社会建设，建立全球和平网络，曝光那些操纵社会认知以谋取私利的不光彩行为。 May the world be at peace。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战略传播前沿》，CWB转载时略有删减。本文配图由AI生成。）
文章推介
中国高校学术十大乱象
文/石敢当 近期，中国若干微信视频号，如《必记本SVIP》、《麦可思研究》、《学术国际》，纷纷向高校学术开火，试图揭开中国高校学术领域的泡沫和脓包。 不了解高校的网民很可能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夸大其词，思想极端，而高校普通教师却感同身受，并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这种认知悬殊乃至对立，已成为关乎高校的一大安全隐患。政府和社会应允许并支持暴露这些积弊，否则讳疾忌医，高校就会成为休眠的火山。在时代跃迁之际，高校管理现代化不应成为无人敢碰的“禁忌”。 概言之，目前中国高校存在以下十大乱象。 1. 学术官僚化与权力寻租 行政主导科研，外行领导内行，科研资源分配不公，关系决定项目与成果。 2.拉帮结派、学术圈层化 学术团体、评审小组存在地域、师承、学派“抱团”现象，影响项目审批与学术公平。 3.职称评审与帽子工程 科研评价机制畸形，催生“人才帽子注水”现象，各种评选掺杂非学术因素，帽子泛滥和异化，稀释其含金量。 4...
全球AI军备竞赛新态势：美国、中国与欧盟的布局
作者：唐摩崖 人工智能（AI）正在成为全球科技竞赛的核心，若干国家都在为争夺未来AI技术的主导权而加紧布局。随着AI技术的飞速发展，AI不仅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也在军事、社会治理、国际竞争等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星际之门与全球技术领导 美国是全球人工智能的先行者，并且在多项技术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2019年，美国发布了《美国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计划》（The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其目标是加强基础研究、发展先进的AI技术，并推动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美国的AI战略不仅强调技术研发的突破，还特别重视将AI广泛应用于军事、健康、教育等多个领域。...
中国应怎样吸引外国投资？
文/唐摩崖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政策的调整以及全球投资环境的复杂化，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决策也愈加谨慎。为了增强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中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和改进。 一、提升市场透明度与政策连贯性 外国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透明度与连贯性。虽然中国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一些政策和法规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尤其是在地方政府执行层面，一些地方的政策执行不一致，导致外国企业在运营中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例如，地方政府的审批标准可能存在差异，行业准入政策也可能会有所变动。为了消除外国投资者的顾虑，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政策透明度，明确政府各级部门的职能划分和决策程序，确保所有市场准入政策、公平竞争政策等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一致实施。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政策解读平台、加大政策发布前的公众咨询和意见征集力度等方式，提升政策透明度，增强外资企业的预期稳定性。 二、简化行政审批和减少行政干预 外国投资者往往面临繁琐的行政审批流程和复杂的监管要求，尤其是在涉及跨境投资、外汇管理、税务登记等方面。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来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但在实际操作中，行政审批仍然存在效率低下、手续繁琐的问题。为了提高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效率，中国应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特别是在外资企业的设立、扩张及日常运营中，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强化“一个窗口”服务、推广电子政务、简化税务报备等手段，提升行政效率，确保外资企业能够快速便捷地完成必要的手续。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法律保障 知识产权保护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创新型企业的投资中更为关键。中国已经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仍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一些地方，由于监管不力，外资企业面临较大的知识产权风险。因此，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提升法律执行的效率和透明度，确保侵权行为能够迅速得到追责。此外，政府应积极推动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建立更加健全的跨国法律协调机制，增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任感。 四、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服务业与高技术行业 尽管中国已在多个领域放宽了外资准入门槛，但某些行业，如金融、教育、医疗、互联网等，仍然存在较多限制。这些行业往往是外国投资者看中的潜力巨大的市场，但由于政策限制，许多国际企业无法进入或只能通过合资的形式运营，制约了他们的投资意愿。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尤其是高端技术和创新型企业，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市场开放力度，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特别是在服务业、高技术行业以及现代制造业等领域。例如，可以减少对外资股比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外资在高端科技领域的投资准入条件，鼓励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和创新平台。 五、优化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一直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焦点，尤其是在跨国公司决定在中国设立总部或生产基地时，税收负担和税收优惠政策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近年来推出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适用情况差异较大，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外国投资者的税务筹划难度加大。为了增强外国企业的税务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中国政府应进一步统一税收政策，减少地区差异，简化税收申报程序，并为高技术、绿色环保等领域的外资企业提供更加灵活的税收优惠。此外，可以考虑通过设立税收优惠区或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吸引外资在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加大投资。...
【创刊词】打破认知枷锁，才有崭新未来
无论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文明之间，分裂和冲突都在威胁着人类生存与福祉，给世人带来困扰、苦难和牺牲。何以至此？愚以为，认知差异与利益冲突是两大关键因素。认知分歧会引发并加重利益冲突，正因为如此,全球各种势力都会竭尽所能地干预相关人群的认知。 面对同一事物时，不同观察者的认知不尽相同，甚至截然对立，因为人都是透过自己的认知框架来揆诸环境的。这些框架，可称之为“界”，它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无形的身份（如国籍、种族、民族、性别、地位、专业、职业、政治派别、宗教信仰）、利益、既有认知、个人经历、政策法律、传统文化、社会氛围、个人品行、外部干预等。当其中某些因素十分活跃时，譬如对自己的国籍极度敏感时，就有可能夸大或缩小某些成分，而且执念越深，幻觉越大。 何以破局？在后真相时代,传统的教育和宣传已很难凑效，因为人们会本能地排斥自己不喜欢的信息。在外界干预恒定的情况下，只有当自己意识到个人的认知框架正在阻碍自己接近真相时，认识到每个人都是背着“井”四处游历的“井底之蛙”时，情势才有可能转机。《六祖坛经》中的“一真一切真”，《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都在阐述这个道理。刀郎先生在《就是现在》中唱到：“只要眼神中不带有色的分别，你我的梦都一样光荣”，同样是在诠释这个原理。 为达此目的，《无界传播》将秉承真实、客观、多元和深度的报道原则，积极探讨我们关注的议题。我们将恪守中道，同时欢迎“中左”和“中右”。我们期待“中左”与“中右”和平共处的社会空间与虚拟空间持续扩大，这样才能压缩“极左”与“极右”的生存空间。如果助长左而打压右，或者反之，社会就会失衡，就会失去包容性和凝聚力，社会发展就难以持续，居住环境和营商环境也会随之恶化。对国际社会而言，地缘政治与理念政治使之更加复杂。所以《无界传播》不仅要呈现静态信息，还要深入探讨动态的生成机理。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只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才有可能在国际社会具有吸引力与影响力，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信息传播生态最优化。一个地区内，信息流量的大小与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信息的流向也是关键因素。究其本质，信息流向是由信息位落差决定的。信息位低的地区（国家）应主动提升自己的信息位高度，提升全民的信息韧性，这样才能减少信息位高的地区（国家）带来的信息威胁。 本人自1986年起开始探索跨文化交流，2002年后两次赴欧洲研习传播学（尤其是国际传播），近几年常常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播火人”。愚以为，传播学是一种威力强大的工具，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传播学教育和科研早已不堪重负。如不尽快改善传播学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现实环境，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能力就必然会被削弱。 这绝非危言耸听。早在2001年7月，美国国防部就提出，人类战场分为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种，而且认知作战的重要性远在物理作战、信息作战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俄罗斯-苏联的建立与解体，都证明了信息传播的巨大能量。不过我要特别提醒，美军所谓的认知域作战适用于传统的战争时期。如果在和平时期以认知战思维运作信息传播，将会损害自身形象与利益，就会导致在短期内难以修补的深远后果。 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当下，单纯的信息交流已于事无补，因为对方会以政策、法律、社会、信息和文化手段予以拦截，会把你的信息活动视为噪音和渗透。传播学上的“不可沟通性”是指有时双方交流得越多，分歧反而越大。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前提下，各方都在抢占价值观高地。谁拥有人类文明核心价值观，谁就占据传播的道德制高点。因此，价值观重构和沟通就异常重要，但这些工作主要是以行动和政策（而非空洞的语言表述）进行的。这项工作已经超越理念政治范畴，直接影响地缘政治、现实政治与资本政治了。 《无界传播》是一家传播学试验平台，旨在消除认知壁垒，推动跨“界”对话，促进和解与和平，这是和平研究的传播学范式。我们将从尽可能高的维度俯视现实世界，以中线为轴呈现立场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我们热切期待所有参与者都能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所讨论的议题，着眼于推动文明间的对话、和解与合作，展示良好的素养与风度。本人在该领域的探索才刚刚起步，欢迎全球同道在《无界传播》这个试验平台上一起交流、探索，共同揭示信息传播的真谛，一起享受其中的无限妙趣。 毕研韬 《无界传播》总编辑（试验平台负责人） 二零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美国已将15家中国媒体列为“外国使团”
文/毕研韬 截至2020年10月21日，美国政府已分三次将1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受影响的媒体名单如下： 美国《外国使团法》赋予美国国务院权力，将特定外国机构（包括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并要求其遵守类似外交机构的规定，如信息披露和运营限制。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政党从事政治活动或传播信息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注册，并披露资金来源、活动内容和支出情况。 被列为“外国使团”后，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受到进一步损害，行动自由和运营空间受到限制，这凸显了中国媒体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美国媒体奉行的资本主义新闻观之间的尖锐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