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王沪宁《政治的人生》评析
王沪宁《政治的人生》评析 ——传播学与教育学视角 文/毕研韬 2024年11月21日，新加坡《今日亚洲》主编万佳葆兄嘱我抽空读读王沪宁的《政治的人生》，并从新加坡遥控让小钟给我送来一本纸质书。今天我终于能静下来再次打开此书，恭恭敬敬地逐字逐句学习。 在经典意义上，一个人的著作，无论出版时间多么久远，后人都能从中一窥作者的内心世界，并据此解读其人生轨迹。特朗普在1987年11月出版的《做生意的艺术》（Trump: The Art of the Deal）中，就预设了他今天“交易式外交”的逻辑。 《政治的人生》是一本日记，读来远比严肃的学术著作有趣，这也反映作者的创新思维。今天，我主要从我的专业（传播学）视角，评析他的见解与今日传播学理论的相互印证之处。我一生都在学校里读书、工作，可以称作资深教育工作者，所以也会顺便从教育学的视角，偶尔阐述下感悟。 《政治的人生》记录了王沪宁一年间的日记。虽然日记中只有月份和日期，但扉页上注明这是“名人日记1994”，可见这是王沪宁1994年间的日记。 在我看来，政治学、传播学、教育学，都是从不同理论视角出发，探讨社会运行的规律，所以学科理论之间不应相互抵牾。只不过分析视角不同，揭示的现象与规律不尽相同，所以相互借鉴学习对各门学科都有益处。 从1986年上大学起，我就开始研究国际传播，至今已有39年。传播学本来就是一门交叉学科，而国际传播学更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深度融合的产物。正如我多次在课堂上强调的，不掌握国际关系理论、不谙熟国际政治态势，就很难成为优秀的国际传播专家。今后更是如此。 在我看来，国际关系从根本上是以国际传播的形式呈现的，而国际传播则是推动国际关系演化的核心手段。有人可能不认同这一表述，我想那是因为对国际传播不了解。传播介质包括语文、图像和行动。国际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互动，最终都作用于人的认知，所以都是传播行为。 我的评析可视为政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一次非正式的学科对话，而这样的交流对我的传播学研究自然会有诸多启迪。 2025年3月28日于海南大学
文章推介
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三大民生问题：就业第一
现阶段中国内地老百姓最关心的三大民生问题，按重要性排序如下： 就业是民生之本，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收入来源和生活稳定。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压力较大。因此，就业问题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 2. 教育问题 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是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基础。现阶段，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质量参差不齐、教育公平问题突出等依然困扰着广大老百姓。同时，随着社会对人才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家长和学生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因此，教育问题成为老百姓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 3. 养老问题（与医疗问题并列）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问题日益凸显。老年人作为社会的脆弱群体，其生活保障、医疗服务、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如何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确保老年人安享晚年，成为老百姓越来越关心的民生问题。医疗问题同样重要，而且与养老问题紧密相关，但考虑到老龄化问题的紧迫性，此处将养老问题暂列医疗前。 本文由文心大模型4.0生成，CWB编辑审核并认同。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性与争议点
关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文世界流传着多种版本的译文，但多少都存在一些翻译问题。《无界传播》推荐如下中文译本： “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设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英文原文如下： First Amendment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无界传播》：透视中国的新窗口
文/毕研韬 2025年3月7月，《纽约时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题为“美国对中国的现状一无所知，这很危险”，虽有些夸张，但不无道理。 2024年3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文章引述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甘思德（Scott Kennedy）的话说，“厘清中国高层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出决策非常重要”。 2020年7月，美国某著名大学有项关于中国的民意调查，结论令人难忘，引人深思。不可思议的是，几年之后美国才有专家对此进行反省。 政治生态与传统文化等因素交叠震荡，令外界很难了解当今中国。 前些年，我还偶尔关注下海外华人关于中国的评论，现在早已懒得看了。出去若干年后，他们一方面深受海外影响，另一方面已不了解今日中国了，导致对中国的解读常常黄腔走板。 如今，《无界传播》将成为外界认识中国的一扇新窗户，有助于外部触摸当今中国真实的脉搏。 与此同时，《无界传播》也是国人了解国家的一个渠道。 中国高层基本依赖内参系统了解环境，而普通百姓主要通过大众传播了解世界，但今天这两个系统都已功能失调，不堪重负了。此时此刻，《无界传播》迎难而上，引领用户在重重迷雾中发现中国、认识世界。 这是《无界传播》的自我定位和历史使命。
美国务卿：美国试图把中国和俄罗斯剥离
2月25日，美国《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发布了一条独家新闻，其导语称： “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在接受 Breitbart News 独家采访时表示，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政府正试图把俄罗斯从中国剥离出去，就像冷战时期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把中国从苏联剥离一样。” 当主持人问特朗普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是否类似于尼克松当年访问中国以遏制苏联的著名举措时，卢比奥表示：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完全成功地把俄罗斯从中国剥离出去。” 他补充道：“我也不认为让中国和俄罗斯彼此对立有利于全球稳定，因为它们都是核大国。但我确实认为，目前的情况是，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而如果仔细思考的话，这同样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有些国际观察家把美国的这一外交策略称为“逆向尼克松现象”。这是国际关系中典型的现实主义路线，但本质上就是中国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公元前221年）流行的纵横捭阖策略的现代版。问题是，2200多年过去了，人类仍未跳出“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外交藩篱。 《布赖特巴特新闻网》这篇报道的题目是 Exclusive...
梁启超：论报馆对国家有益
【编者按】1896年8月9日，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强调报馆的重要性和作用。他通过对比古今中外的报刊发展，指出报馆在传递信息、监督政府、推动教育、促进交流等方面的作用，并提出了对报刊发展的期望和建议。原文是文言文（附后），编辑用文心大模型译成白话文如下。 梁启超：论报馆对国家有益 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可以从它的信息是否通畅来判断。血脉如果不通畅，人就会生病；学术如果不流通，就会显得浅陋；道路如果不通顺，就会像秦国和越国那样，虽然相邻却对彼此的肥瘦毫不关心，如同陌路；语言如果不相通，就会像福建、广东与中原地区那样，虽然同在一国却像身处不同的世界。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上下之间信息不通，就无法有效地传递恩德和民情，而那些舞文弄墨的官吏就会趁机作奸犯科；如果内外之间信息闭塞，就无法了解对方的情况，那些守旧的儒生就会空谈误国。中国数十年来遭受欺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要去除闭塞，寻求通达，方法不止一种，而报馆就是其中的先导。没有耳目，没有喉舌，这就叫做残废。如今世界各国并立，就像邻居一样，整个天下，就像一个大家庭。邻居家的事情，我们却不知道，甚至同一个家庭里的事情，也互不相闻不问，这就是有耳目却如同没有耳目；上面有所决策，不能告知百姓，下面有苦难，不能上报给君王，这就是有喉舌却如同没有喉舌。能够帮助我们开通耳目、喉舌，治愈天下这种“残废”之症的，就是报馆。 报馆在古代有例证吗？古代太师通过采集民歌来观察民风，饥饿的人唱出他们的食物，劳苦的人唱出他们的劳作，朝廷派使者去各地采集这些民歌，从乡里传到县里，从县里传到国家，再从国家传到天子那里，这就像民间的报纸。公卿大夫们赞扬君主的德行，讨论国家政治，朝廷派遣使臣，记载功勋，建造宫室，饲养马匹，君主用这些来告知臣子，上级用这些来告知下级，这就像官方的报纸。又像诵训官负责掌握各地的方志，以便观察事情；掌握各地的邪恶之事，以便告诫人们避免；从而了解各地的风俗；外史官负责记录四方的情况，把书名通报给四方；撢人官负责诵读天子的诏令，传达国家的政事，到各地去宣讲。所有这些用来宣扬君主的德行、沟通上下情意的做法，不仅仅是记录叙述，还兼有职责掌管，所以君主可以坐在一间屋子里就能了解四海之内的情况，士人可以通过诵读《诗经》等三百篇来了解国家的政事。三代之所以强盛，没有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 西方人的大报纸，议院的言论都记录在上面，国家的财政收支也记录在上面，人口生死也记录在上面，地理的险要也记录在上面，百姓产业的盈亏也记录在上面，学会的课程也记录在上面，物产的种类也记录在上面，邻国的举动也记录在上面，兵力的增减也记录在上面，法律的改变也记录在上面，科学的新理论也记录在上面，技艺的新发明也记录在上面。那些分类的报纸，谈论政务的可以看官报，谈论地理的可以看地学报，谈论军事的可以看水陆军报，谈论农业的可以看农学报，谈论商业的可以看商会报，谈论医学的可以看医报，谈论工业的可以看工程报，谈论科学的可以看各种天文、数学、声学、光学、化学、电学等专门学科的报纸。有一门学问就有一份相应的报纸，这门学问每得到一个新的见解，这份报纸就会多一条新闻，内容繁复的就用图表来辅助说明，事情复杂的就列成表格，早晨刚写成文章，晚上就传播到了万里之外。所以负责事务的人没有隔阂蒙昧的担忧，研究学问的人能够得到观摩学习的益处。还担心文字太深奥，不能让所有人都理解，所以有妇女报，有儿童报。这些报纸的出版时间，有的是季报，有的是月报，有的是半月报，有的是旬报，有的是七日报，有的是五日报，有的是三日报，有的是两日报，有的是日报，还有的是半日报。国家保护报馆就像鸟贩子保护小鸟一样；士民喜爱阅读报纸就像蚂蚁附着在膻味上一样。就像俄国和土耳其的战争，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结盟，全世界的人都仰头踮脚地等待《泰晤士报》的评论，文章刚写完，电报就已经飞快地传送出去了，报纸的重要性又像这样。 然而英国、德国、日本，有的对报馆有诽谤的法律，有惩罚的条例，这又是为什么呢？记载琐碎的事情，采访奇异的传闻，不是荒诞不经的谣言，就是隐秘的杂事，关起门来编造，随口乱说，对解决当前的困难没有帮助，反而败坏社会风气，这是第一个弊端；军事敌情记载得不准确，仅仅凭借市井之人的传言，没有惩罚造谣者的嫌疑，甚至揣摩大众的情绪，编造出荒谬的说法，海外已经化成灰烬，纸上却还在刊登捷报，迷惑听闻，贻误大局，这是第二个弊端；评判人物的好坏，评论最近发生的事情，毁誉完全凭借个人的恩怨，笔舌比刀枪还要锋利，有的歌颂权贵，作为自己升官的阶梯，有的指责富豪，作为自己收受贿赂的手段，行为如同无赖，道义上违背了吉祥的言论，这是第三个弊端；拿起笔来发表议论，却没有根据，抄袭陈旧的言论，拼凑抄袭别人的说法，或者因为才思枯竭而担忧，敷衍了事，讨论逸闻趣事，记述游览经历，没有意义可取，文章也没有文采，这是第四个弊端；有的翻译的内容比较广泛，言论也值得一看，删除糟粕，颇能抓住要点，但是借题发挥，宣扬宗教，虽然有断章取义的好处，却免不了诗歌分类不当的遗憾，这是第五个弊端。有这些弊端存在，报纸的意义就被束缚住了，于是使得国内少数有志之士反而把报馆看作是害虫，把报纸看作是妖言惑众，古代的优良传统不能实行，好的方法反而带来了弊端。唉，这不是很让人痛心吗！ 现在在中国设立报馆，想要达到西方人报纸那样的规模，从形势上看是不可能的。西方的议院议定一件事情，就公布给大众，让报馆的人进入议院记录；中国则对这些事情讳莫如深，中枢机构的举动，真相无人知晓，更不用说外国人了。西方的人口、物产、百姓产业、商业情况，每天都有记录，翻开书卷就一目了然，抄录副本印在报纸上，让大家都知道；中国则连家庭中的牲畜都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州县官员虽然亲民，但是对于自己所管辖的百姓和物产，却无从全面了解，更不用说朝廷了。西方人对于科学、制造等专门学科，官方设立学校，士人设立学会，讲求观摩学习，新的方法层出不穷，所以急于刊登在报纸上，让大家先睹为快；中国则稍微懂得这些学问的人已经像凤毛麟角一样稀少，哪里有精通这些学问、深明其法而创造出新成果的人呢？由于这些原因，西方报纸的长处，都不是我们所能具备的。 那么报纸的体例应该怎么样呢？我说：广泛翻译世界各地的新闻，让读者了解全局大势以及各国强盛衰亡的原因，从而不会夜郎自大，坐在井里议论天地之大；详细记录各省的新政策，让读者知道新政策确实有利可图以及负责此事的人的艰难筹划和他们的宗旨所在，从而阻挠新政策的人就会减少了；广泛搜集交涉的重要案件，让读者知道国家体制不确立就会受人侮辱欺凌、法律不讲就会被人愚弄欺骗，从而可以奋发学习新学问来洗刷过去的耻辱；另外还要刊载政治、学术方面的重要书籍的内容摘要，让读者了解一切实用学问的源流门径以及它们日新月异的变化情况，从而不会抱着八股文、八韵诗、考据学、词章学等陈旧学问而自以为是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办报纸，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风气就会逐渐开放，各种事业就会逐渐兴起，国家体制就会逐渐确立起来，人才也会逐渐涌现出来。十年以后报纸的规模也就可以逐渐完备了。唉！中国的邸报兴起于西方报纸之前，但是历经数百年却没有得到推广。如果有人不理解报纸的重要性而将其视为诽谤之言并加以摧残的话，那么报纸这颗幼苗又怎么能成长起来呢？或者也有人能够与我们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并理解我们的孤独与愤慨而提倡保护报纸以成就我们的区区之心的话，那么这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吧！ 以下为原文（文言文）。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报馆于古有征乎？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輶轩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公卿大夫，揄扬上德，论列政治，皇华命使，江汉纪勋，斯干考室，駉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犹官报也。又如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外史掌四方之志，达书名于四方；撢人掌诵王志，道国之政事，以巡天下邦国而语之。凡所以宣上德、通下情者，非徒纪述，兼有职掌，故人主可坐一室而知四海，士夫可诵三百而知国政。三代盛强，罔不由此。...
中国需要怎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作者：万佳葆 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对中国和世界已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效果是中国想要的吗？谁在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这是前些年我和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讨论过的话题。他直言，“不是我们国际传播专家在支招，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专家的建议”。这个断言让我有些吃惊：是谁凌驾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专家群体之上？ 在我眼里，毕教授是当今中国最懂国际传播的专家之一，是当今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人才。大学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随后他赴英国和爱尔兰深造，系统学习了西方传播学理论。之后数十年他在国内坚守专业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围绕国际传播有序拓展，与时俱进直到今天的AI传播。他是中国大陆战略传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他是合格的跨文化桥梁、跨文明使者。 更难得的是，他道术兼修：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几十年来，他多次在媒体兼职或挂职，深入了解体制内规则。他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海局势、南海争端、民族宗教问题、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都进行了深度调研，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传播实践。他在2009年为中国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德新海”号远洋货轮提供了精准的专业支持。鉴于此，我对他的结论深信不疑。 国内国际传播领域本就良莠不齐。2021年“5.31讲话”后，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急剧升温，吸引了一些领域外专家跨界涌入。这些人中长袖善舞者更容易抢占显要位置。问题是，有些人对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以及国际传播生态的理解相当肤浅。我曾和毕教授聊起一位炙手可热的跨界专家。他非常严肃地说，关于国际传播，此人的任何建议如被中央采纳，都将贻害无穷。 为探索中国语境下的传播边界与规律，2024年4月毕教授带领团队在上海创建了一家传播公司，上线了一个新型网站《上海第三只眼》。他将其定位为“人类传播试验新平台”，并精心设计了使命愿景、栏目结构、编辑方针，为之撰写了创刊词。该网站按照他的专业理念设计和运营，旨在测试他平生所学，为日后创建更大平台做准备。显而易见，他已不再单纯地做学问，而是已蜕变为一位拥有高远目标的行动者。 毕教授深谙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传播手段，从告知、激励、说服、引诱、操纵，到抹黑、欺骗、威胁、辱骂，但他坚持认为告知是最佳传播方式，并反对常规行为体使用“地下”手段。高烈度的手段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由非常规机构去实施。他建议在常规主体和非常规主体间建立“防火墙”。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依赖于公信力，所以要像爱惜生命一样去培育自己的公信力。 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毕教授曾指出，必须正视新闻、宣传与传播的异同，平衡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为此他多次呼吁厘清决策者、咨询者、管理者和实施者之间的边界，切实尊重传播规律和传播人才。他认为，提升决策者鉴别人才含金量的能力是当今中国官员面临的一大考验。 实施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准确系统地理解目标区域的环境，包括人文地形和人类动力系统。前者指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信仰、价值观、社会成员的互动规则等，后者包括决策系统、影响系统，以及人们的期望、恐惧等诉求。毕教授强调，理解环境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宽松的信息传播环境。精英和大众都要尽可能理解真实的国内外环境，否则就会误导认知。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然而毕教授对此很不乐观。他说，国内相关教育堪忧，更糟糕的是，精英和社会对此并不知情。他曾和同行讨论过，大家的共识是国内既懂国际传播又懂教育的帅才屈指可数。他曾指出，一名称职的国际传播教师应具备四点：系统掌握现代传播理论；谙熟国际政治理论；熟悉国际传播生态（含国际关系现状）；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对照分析，国内称职的国际传播专家数量远远不够。 在具体实践层面，毕教授提出，中国的传播学概念要尽快从1.0升级到2.0。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及“意识形态浓度”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他还提出，改善国内现状、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最有效的国际传播。他反复呼吁要深度融合行动与信息两种传播介质。 我赞赏毕教授以传播来促进社会和解、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理念，欣赏他逆势而起的行动力。如能负起更大使命、吸纳更多能量，他完全能凭籍团队的努力，促使社会检视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这是改变的前提，而这种改变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他说，在国内默默耕耘的国际传播学者众多，他们在中国国情下努力地普及传播学知识。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