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大学副教授投湖自尽，网传绝笔信曝光高校考核乱象
2026年10月，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54岁副教授、硕导白保国不幸离世，网传其因长期遭受不公考核与畸形学术压力而投湖自尽。 作者：石敢当 | 发表时间：2026年11月5日 伴随事件发酵，其网传绝笔信曝光，指控学校治理乱象、考核双标与学术造假潜规则。目前校方、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委巡视组均已介入核查，但这起以生命抗争的悲剧撕开了当下高校“破五唯流于口号”的真相。 以下文字版“绝笔信”提取自微信公众号《甄选双一流》中的图片，《无界传播》未做任何改动。 各位同仁、我亲爱的亲人、朋友、同学们，永别了！ 延安大学有“皇帝新衣”：“1、延安大学现行聘期考核制度对教授设置了横向科研经费到账额度、论文发表数量硬性指标。在实际执行中，绝大部分教师为完成上述考核指标，自筹资金，通过合作公司转账至学校，再由学校财务渠道将资金回流至本人，配套不实账务材料完成横向经费任务；2、延安大学规定“所有教授每个聘期必须完成几篇论文的发表”，绝大多数教师自行出资付费发表论文，以此满足论文考核要求的情况。”这“皇帝新衣”延安大学人人必穿！我系延安大学鲁艺学院一线教学钢琴教授，承担艺术类教学表演岗位工作，岗位职责为课堂教学、舞台展演、艺术人才培养。始终拒绝穿戴“延安大学皇帝新衣”！ 此前在学校一次关于教师迟到问题处置的会议上，本人提出意见：校内大量存在长期吃空饷人员，历年考核均评定合格；涉事教师仅迟到数分钟，处置尺度过重。该意见提出后，本人与学校相关管理人员产生分歧。 2025年9月，学校人事处告知本人，因两个聘期没有穿戴“延安大学皇帝新衣”，未完成考核任务，两个聘期考核结果不合格，拟对本人降级、转聘处理。学校经研究，将我与另一名吃空饷人员确定为考核不合格人员，向本人下达限期整改要求，整改实质要求即是完成前述横向经费、论文指标。明确要求本人穿上“延安大学皇帝新衣”，否则降级、转岗！整改期间，延安大学多次对我作出不在岗考勤通报，干扰正常教学工作；我提交听课学生出具的在岗授课证明后，相关核查回复称记录错误、或者是核查人员走错教室，未纠正相关不实考勤记录。 本人要在心爱的教育岗位上正常工作，就必须穿上“延安大学皇帝的新衣”！按照学校当前考核执行的现实做法，如果想要继续在原岗位正常履职，就必须通过前述虚假横向项目、自费刊发论文的方式完成指标，该行为属于学术和科研弄虚作假，本人不愿参与；但如不完成该类指标，将面临降级、转聘处理。本人希望能够按照艺术类教学表演岗位本身的职责定位，以教学、艺术展演、人才培养实绩作为考核依据，公平参与聘期考核，正常开展教学工作。本人曾尝试反映相关问题，但缺少实证。按照整改要求出资15万元办理横向项目经费、出资5万元用于论文发表，通过参与该流程留存证据。但本人知晓该操作本身属于违规弄虚作假，内心十分矛盾。我不能原谅自己！我不穿“延安大学皇帝新衣”又无法正常工作！我该怎么办？出资15万、5万去操作虚假横向资金循环、付费买论文，本身违反《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科研经费管理规定、师德师风规定；一旦操作，本人会构成学术不端、套取或虚假申报科研经费，轻则师德处分、撤销职称，重则追责，哪怕目的是取证，这个行为本身是违规违法的，来源是本人主动实施违规行为形成，纪检、教育部门一般不会采信，反而直接先处理本人的违规行为；我该怎么办？我向党和国家发问：“苍天啊，我怎么走到这个地步？救救我！”没有回应。同仁同事们都已经穿上“延安大学皇帝新衣”，我向党和国家反应却没有证据！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只能按照延安大学的安排：交15万元完成横向项目资金引进！我出资5万元发表论文！完成整改内容！取得“延安大学皇帝新衣”的证据！我只能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揭露“延安大学皇帝的新衣”！如下： 一、延安大学存在大量在编人员长期不在岗、不履行岗位职责，属于吃空饷违纪行为，学校相关部门审核把关放水，违规评定年度考核合格，人事、财政资金监管失职。根据中组部、人社部《防治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长效机制指导意见》规定，在编人员长期不到岗、不履行岗位职责，持续领取财政拨付工资、绩效待遇，属于典型吃空饷违纪行为，依规应当追缴违规领取财政资金、作出相应处理。现有部分在编人员长期脱离岗位，不承担教学、科研、管理等任何岗位职责，考勤长期缺岗，不完成岗位工作任务，但学校人事、院系、考核工作组在考勤审核、年度考核等次评定、工资绩效发放环节未依规把关，仍然将该类人员评定为年度考核合格。按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相关规则，工作人员不能正常到岗履职、未完成岗位职责的，不符合考核合格的评定条件。相关管理人员明知上述人员长期脱岗，仍然审核通过合格等次，属于人事管理失职、考核审核把关不严、财政资金监管失责；如存在刻意包庇情形，相关分管领导、院系负责人、人事经办人员应当承担失职渎职的纪法责任。 二、延安大学考核标准设置违规，机械推行“唯经费、唯论文”，违背国家教育评价改革政策，以虚假科研指标倒逼教师造假。《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坚决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推行分类评价，根据岗位类型设置差异化评价标准。特别是艺术类教学表演岗，应当以教学质量、育人成效、舞台实践展演、师德师风作为核心评价标尺，不得简单以横向科研经费额度、论文数量作为合格与否的硬性门槛。但延安大学鲁艺学院在年度考核中，对钢琴等艺术教学表演岗位一刀切设置横向科研经费、论文数量硬性指标，将是否完成经费指标、论文指标作为考核合格的重要判定条件。该考核规则本身与国家“破五唯”政策相悖，评价导向严重扭曲。为完成上述硬性指标，绝大部分教师被迫自筹资金走账空转横向项目、花钱购买论文应付考核指标，形成虚假科研数据。本人一贯恪守师德规范与学术诚信，保质保量完成全部课堂教学、展演、育人等本职工作，无任何师德失范、教学失职问题，仅仅是拒绝参与自筹资金空转横向项目、拒绝购买论文应付指标，就被评定为年度考核不合格。本人不存在任何履职不到位、违规违纪情形，本次不合格考核结论缺乏正当事实依据，属于考核结论不当。 三、两类事实叠加，凸显学校年度考核执行双重标准、选择性考核，监管体系多处失守，诚信者受打压、违规者被纵容。综合前述两项事实，本次考核形成极其明显的反差：踏实在岗、认真教书育人、坚守学术诚信、拒绝科研造假的一线教师，被评定考核不合格；长期脱岗吃空饷、完全不履行岗位职责的在编人员，却顺利考核合格。由此可见，学校年度考核并未以师德师风、教学实绩、岗位履职、诚信从教作为评价标尺，实际是以是否愿意完成虚假量化科研指标、是否参与科研造假作为隐性考核标准。这套考核机制直接纵容吃空饷违纪现象、纵容虚假横向项目、买卖论文等科研失信行为，反向打击坚守底线、诚信履职的教师，立德树人要求、教育评价改革政策在学校落实流于形式。学校人事考勤、年度考核、科研管理多重监管环节同时失守，放任违纪乱象，严重破坏校内公平的育人环境，损害事业单位人事考核制度严肃性，侵害诚信履职教师的合法权益。 被举报单位：延安大学 被举报相关责任人：延安大学分管人事、科研、年度考核工作校领导，鲁艺学院负责人、学校人事部门、科研管理部门、年度考核工作相关审核人员 举报请求 1、依法核查延安大学存在的在编人员吃空饷问题，对长期不在岗、不履行岗位职责却正常领取财政工资、绩效并考核合格的人员予以清查，追缴违规领取的财政资金，依规依纪追究考勤、考核、工资核发环节相关管理人员失职责任； 2、核查延安大学年度考核制度违规问题，责令纠正延安大学艺术类教学表演岗（钢琴等专业）一刀切设置横向科研经费、论文数量硬性考核指标的做法，废止违背《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破五唯”、分类评价要求的不合理考核条款； 3、核查对本人存在考核双重标准、考核不公问题，依法撤销对恪守学术诚信、正常履职教学的本人作出考核不合格结论； 4、核查学校默许、诱导教师自筹资金空转横向项目、购买论文完成科研指标的管理乱象，纠正扭曲的考核导向，保护诚信从教、踏实履职的一线教师。
蒋万安和沈伯洋谁领先？不要轻信民调
民调究竟是在测量民意，还是在塑造民意？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3日 台北市长选举进入倒计时，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与民进党候选人沈伯洋之间的竞争，成为台湾媒体与社会关注的焦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同媒体报道的民调结果竟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选情图景：有的显示沈伯洋大幅领先，有的则显示蒋万安保持优势。 究竟谁领先？ 我的建议是：不要急于相信任何一项民调。更值得关注的，是民调如何产生、如何发布，以及媒体如何使用民调。 一、相互矛盾的民调，究竟说明什么？ 2026年11月1日至2日，几项民调结果引起关注。 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委托窩窩科技进行的调查显示，沈伯洋支持度为52.6%，蒋万安为35.3%，沈伯洋领先17.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ETtoday民调云公布的调查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52.0%，沈伯洋为40.7%，蒋万安领先11.3个百分点。 两项调查的结果不仅方向相反，而且领先幅度都不小。 这显然不能简单解释为选民态度在短短一两天内发生了如此剧烈的变化。 问题在于，这些调查究竟测量了什么？ 二、不同的调查方法，可能产生不同结果 民调不是简单地询问几个人，然后计算支持比例。调查对象如何选择、通过什么渠道访问、问卷如何设计、样本如何加权，都会影响最终结果。 例如，TVBS在10月31日进行的电话调查，访问了1747名台北市20岁以上居民，其中有投票意愿者的调查结果是蒋万安46%、沈伯洋42%。其调查采用市话随机抽样。 ETtoday则采用封闭式网络问卷，从自建会员数据库中抽取符合条件的受访者，再根据人口结构进行加权。 两种调查方式各有局限。电话调查可能面临接听意愿、覆盖范围等问题；网络调查则需要特别关注会员数据库的代表性、自我选择偏差以及加权能否有效修正样本偏差。 尤其需要注意，统计学意义上的抽样误差，并不能涵盖所有调查误差。即使一项调查声称抽样误差只有正负2.2个百分点，也不意味着其结果与真实民意之间的偏差必然不超过这个范围。 因此，不能仅凭样本数量大、抽样误差小，就认定一项民调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三、民调为什么会成为政治传播工具？ 比调查方法差异更值得警惕的，是民调的政治工具化。...
从今年万圣节气氛，看中国各地的文化反省
文化自信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中国希望世界拥抱春节时，是否也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万圣节？今年各地的节庆景象，让这个问题再次进入公共讨论。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3日 今年万圣节期间，中国多个城市出现了比往年更加活跃的节庆气氛。成都、深圳、北京等地的年轻人积极参与变装、角色扮演和主题派对，节日氛围有所升温。与此同时，上海、杭州等地部分街头活动仍受到一定程度的管理。 与往年相比，今年万圣节呈现出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社会对外来节日似乎更加包容，围绕洋节的公共讨论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反思。这种变化是否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文化心态正在趋于开放？ 一、过洋节就是崇洋媚外吗？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万圣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经常被置于文化安全和文化认同的框架下讨论。一些人将过洋节与崇洋媚外联系起来，甚至将其视为西方文化入侵的表现。 但今年，社会上出现了更多不同的声音：过万圣节为什么就意味着崇洋媚外？参加圣诞派对就意味着认同西方价值观？外国人接纳中国春节，为什么我们不将其视为文化入侵？ 这些问题实际上触及一个更深层次的矛盾：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文化自信？ 中国积极推动春节等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希望更多外国人了解和体验中国文化。如果我们期待其他社会以开放心态接纳中国文化，却对外来节日在国内的正常传播保持警惕，甚至动辄上升到文化入侵的高度，这种态度难免存在双重标准。 文化交流应当是双向的。文化的跨国传播本身并不意味着文化支配，更不能简单地将文化消费等同于政治认同。年轻人参加万圣节活动，可能只是出于娱乐、社交和新鲜感，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自信不应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过度戒备，而应体现为对自身文化的充分认同，以及对不同文化的包容能力。 二、为什么各地对万圣节的态度不同？ 今年各地万圣节活动的表现并不一致。这种差异值得进一步观察，但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些地方开放、某些地方保守。 首先，城市文化生态存在差异。人口结构、年轻人聚集程度、国际化程度、商业活跃度以及城市文化消费习惯，都会影响外来节日的传播和参与程度。年轻人口较多、商业文化活跃、社会交往方式多元的城市，往往更容易形成节庆活动的群众基础。 其次，地方治理理念和公共空间管理方式也会产生影响。万圣节活动涉及街头聚集、商业经营、交通秩序和公共安全。不同地方对公共活动的管理尺度、风险评估和社会容忍度存在差异。对公共秩序的合理管理，与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并不是一回事，但如果将普通文化活动过度政治化、安全化，就可能压缩正常的社会文化空间。 此外，地方社会的文化心态也不容忽视。对文化差异的接受程度，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化程度，也与公众的文化自信、社会包容意识及其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有关。 因此，观察一个地方对万圣节的态度，实际上是在观察当地的文化生态、社会心态和治理理念。一个城市的开放程度，不仅体现在它愿意向外界展示什么，也体现在它允许不同文化以何种方式进入自己的社会生活。 三、文化自信需要经受开放的检验 当然，今年万圣节气氛有所升温，还不足以证明中国社会的文化环境已经全面开放。节庆活动的热闹程度与社会文化开放程度之间，不能简单画等号。不同城市的表现也说明，文化开放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过程。 但至少有一点值得肯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将外来节日与文化入侵、崇洋媚外简单联系起来，是否合理。这种反思本身就是社会文化心态变化的一个信号。 对万圣节的态度，是观察中国文化变化的一个风向标。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更值得关注。届时，不仅可以观察各地的节庆活动，也可以观察社会舆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是否出现新的变化。...
孔子学院是国家安全威胁吗？警惕“信息瀑布”引发的风险
当一种安全判断在反复引用中逐渐成为共识，信息瀑布就可能放大认知偏差，并使人文交流陷入安全困境。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8日 10月23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宣布，美国国防部已将中国资助的美国高校孔子学院列为国家安全威胁。他声称，30所大学出现了80个使用不同名称、但执行相同任务的机构，并指称这些机构试图窃取知识产权、影响美国学生的思想。上述说法属于美方指控，仍需依据具体证据加以判断。 这一表态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孔子学院的处境，还有一种可能扩散的认知风险：当一个机构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后，这一判断可能如何影响更多机构、媒体和公众？ 一、警惕“信息瀑布” 信息瀑布（Information Cascade）是指个体在观察到他人的判断或行为后，越来越依赖这些外部信号，而不再充分依据独立信息作出判断的现象。它可能导致某种观点迅速扩散，即使参与者并没有掌握充分、独立的证据。 在孔子学院问题上，如果政府官员首先提出安全指控，其他机构和媒体不断引用相关表态，大学又因政策压力而关闭相关机构，那么后续参与者可能把多方重复的判断以及机构关闭的事实，视为威胁确实存在的证据。 由此可能形成一个循环：安全疑虑引发政策限制，政策限制推动机构关闭，机构关闭又被当作安全疑虑的佐证。原本需要具体证据支持的判断，可能逐渐变成不言自明的共识。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孔子学院的所有担忧都是错误的。资金透明度、学术自主和知识产权等问题，都可以接受调查和审查。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不同主体表达相同判断，究竟源于独立调查，还是源于相互引用和对既有结论的依赖？ 美国政府问责局2023年的报告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在其调查的74所相关高校中，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表示，失去联邦资金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学校关闭孔子学院。这说明，机构关闭不能简单地被解释为高校已经独立确认相关机构构成安全威胁。 二、把人文交流安全化，可能形成认知困境 如果语言教学、文化介绍和学术交流都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影响就可能超出孔子学院本身。 对中国而言，文化交流的空间可能进一步收缩；对美国而言，接触中国语言、文化和社会的渠道也可能减少。美国研究者可以通过政府文件和战略报告了解中国政策，却很难仅凭这些材料充分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以及普通中国公民的真实想法。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种可能的反馈循环：安全疑虑增加，交流机会减少，对中国社会的直接了解随之受限；直接知识不足，又可能使决策者更加依赖已有的安全判断。 这条链条并非必然发生，但值得通过具体案例检验。对一个大国的理解，如果过度依赖有限的信息来源和既有战略假设，就可能产生认知盲区，甚至导致政策误判。 因此，国家安全与人文交流并非只能二选一。具体风险应当接受审查，但不宜因为交流可能具有政治影响，就把所有文化交流都视为安全威胁。 三、中国和美国都需要调整思路 对中国而言，首先应淡化文化交流中的意识形态输出色彩。孔子学院的主要任务应当是语言教学、文化介绍和学术交流。文化传播可以包含价值观，但介绍文化不等于输出意识形态，更不应把文化交流变成政治立场的传递。 其次，应提高合作的透明度，明确资金来源、课程安排、人员职责和学术自主保障，让合作伙伴能够独立评估相关风险。透明度不能保证所有疑虑都会消失，却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猜疑。 对美国而言，应当区分具体风险与一般性的文化交流。如果存在干预学术自由、侵犯知识产权或其他违法行为，应依据证据进行调查，而不应仅凭机构的资金来源或国籍背景作出整体判断。高校也应保有自主评估合作项目的空间，不宜让资金压力替代学术判断。...
美国智库：如何在中国影响力的边缘地带击败中国
美国智库认为，要在中国影响力的边缘地带击败中国，美国需要借助开源实时数据识别竞争弱点，并通过地方媒体、社会关系和政策协同扩大自身影响力。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8日 2026年4月29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评论文章《如何利用开源实时数据，在中国影响力的边缘地带击败中国》（How Open-Source, Real-Time Data Can Defeat China at the Edge of Its Influence）。作者Emily Harding提出，美国应利用开源情报、实时数据和地方社会的真实声音，寻找中国海外影响力网络中的薄弱环节，从基层层面重塑国际竞争格局。 作者的核心判断是，大国竞争不能只在国家首都和外交谈判桌上展开，还必须深入地方社区、社会关系和具体利益网络。 一、中国影响力的“边缘地带”指什么？ 文章认为，中国过去二十年来逐步建立起相互联系的海外影响力网络，涉及经济合作、媒体传播、卫生外交和数字投资等领域。这些活动不仅面向外国中央政府，也深入地方层面。对于资源匮乏的地方社会，相对有限的投资和援助就可能建立持久的合作关系。 这里的“边缘地带”至少有三层含义。 首先是远离国家首都的地方社会。国家层面的外交关系不能完全代表地方社会的利益与态度。地方政府、社区组织、地方媒体、企业和普通居民，可能对外部合作有不同的需求与评价。...
国际传播正被置于国家安全框架中，动机何在？
当外国媒体、数字平台和跨境信息流动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背后不仅是风险防范，还涉及地缘政治竞争、技术优势和国际规则制定权。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与国家安全的联系日益紧密。跨境信息流动、外国媒体活动、数字平台、叙事竞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乃至国际文化交流，都可能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这一变化可称为“国际传播安全化”。 国际传播安全化并不意味着所有传播活动都具有安全威胁，而是指国家或其他政治行为体将特定传播活动界定为安全问题，并据此推动相应的政策调整与治理措施。理解这一现象，不能停留在认知影响或信息操纵层面，还需要考察其背后的战略利益。 一、维护政治秩序与政权安全 国际传播具有跨境性，外部信息可以绕过传统传播渠道，进入一国国内的信息环境，并参与有关政治制度、公共政策和社会秩序的讨论。 当政府认为外部传播活动可能影响国内政治稳定、制度运行或执政合法性时，就可能将相关活动纳入国家安全框架。这种做法旨在降低外部行为体对国内政治进程施加影响的能力。 不过，维护政治秩序与维护政权安全并不完全相同。前者可能涉及社会稳定、公共秩序及政治制度的正常运行；后者则更直接地涉及执政地位与政治权力的延续。分析具体案例时，需要辨别两者的关系，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国家整体利益。 二、维护国家安全与战略自主 国际传播不仅涉及信息内容，还依赖数字平台、通信网络、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基础设施。这些设施的控制权、运行规则及供应链结构，都可能影响国家的信息安全与战略自主。 当传播渠道、数据资源或关键技术受到外部行为体控制时，国家可能面临信息获取受限、数据暴露、基础设施依赖或关键传播能力受制于人的风险。将相关领域纳入国家安全框架，能够为基础设施保护、技术管制、数据治理和供应链调整提供政策依据。 因此，国际传播安全化的一个重要动机，是降低国家对外部信息基础设施和关键技术的战略依赖，增强在信息获取、传播渠道和技术应用方面的自主能力。 三、争夺地缘政治竞争优势 在国际竞争中，传播不仅是传递信息的手段，也可能影响外交关系、国际合作和第三国的政策选择。国家对外传播所产生的影响，有时会延伸至联盟关系、地区秩序及战略合作。 将竞争对手的传播活动界定为安全威胁，可以促使政府调整资源配置，强化跨部门协调，并争取盟友在相关政策上的支持。在某些情况下，这也可能为限制对手的媒体活动、技术应用或国际传播渠道提供依据。 由此，国际传播安全化可能超越风险防范，成为争夺国际影响力的战略工具。其目标不仅是降低自身受到的影响，还可能包括限制竞争对手的行动空间、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以及改变第三国对双方的政策取向。 四、争夺国际规则制定权 国际传播安全化还涉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谁有权界定传播活动的性质，谁有权制定相关规则，以及谁能够决定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行为应受到限制。 当某些跨境传播活动被认定为安全问题时，相关国家可能推动新的监管标准、平台治理规则、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或国际合作机制。这些规则不仅影响具体传播活动，也可能改变不同国家、企业及社会组织参与全球信息流动的条件。 因此，安全化可能成为塑造国际信息秩序的一种途径。能够影响威胁定义、规则制定和执行机制的行为体，往往也能影响其他行为体的行动边界。 但规则塑造与规则垄断并非同一回事。安全化措施可能有助于应对真实风险，也可能因标准不一致、适用范围过宽或执行权力不对称而引发争议。其国际影响取决于规则的合理性、透明度、适用的一致性及其他国家的接受程度。...
美国智库：美国应这样应对中国的信息影响
美国应将对华信息竞争纳入国家整体战略，统筹技术、产业、外交与信息治理，而非仅靠发布信息进行反驳。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2024年7月发布报告《美国政府应对中国信息影响的有效策略》，认为美国应对中国信息影响活动的措施存在部门分散、概念界定不统一等问题。报告提出，美国需要制定一项全球信息战略，将信息政策与技术、产业、外交和数字基础设施统筹起来，而不能仅靠政府发布信息、反驳对手叙事。 这份报告的关注点，已经超出传统的国际传播竞争，延伸至信息生态、政府治理和全球数字规则。 一、美国认为，信息影响不是孤立的传播问题 报告由大西洋理事会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DFRLab）发布，作者为该机构高级常驻研究员Kenton Thibaut。报告认为，中国的信息影响活动与经济、政治、产业和技术政策相互关联，不能仅通过分析新闻报道、社交媒体内容来理解。 报告特别指出，美国政府内部对“信息影响”的定义并不统一。有的部门将其理解为包括宣传、审查、数字治理和国际组织活动在内的广泛行动；有的部门则主要关注外国行为体在社交媒体上协调传播虚假信息的活动。 这种概念差异会影响政府部门如何识别问题、分配资源和采取行动。报告因此主张，将中国的信息活动放在更广泛的国际信息环境中考察，关注传播内容背后的技术基础设施、产业政策、国际规则和外交网络。 二、美国不应只靠发布信息反驳中国 报告最重要的主张之一，是美国应制定一项全球信息战略。 报告认为，美国对信息影响活动的应对容易陷入被动：发现某项传播活动后，政府便试图发布信息予以反驳，却没有充分处理影响信息传播的制度、技术和国际环境。 因此，美国需要把信息政策与其他政策领域联系起来。例如，芯片与科学政策、人工智能和数据安全监管、数字外交以及国际互联网治理，不应被视为彼此孤立的政策事项，而应在总体战略中形成协调。 报告同时强调，美国不应简单照搬中国的治理方式，也不应仅仅采取针锋相对的传播行动。它主张美国明确自身希望维护的价值和国际信息环境，并通过政策实践加以体现。 这一思路实际上将国际传播竞争从“谁的信息更有影响力”，拓展到“谁能够影响信息生产、流通和治理所依赖的环境”。 三、报告提出四类具体措施 报告的建议涉及政府组织、数据、信息披露和跨部门协调。 第一，建立更灵活的跨部门协作机制。报告建议打破不必要的部门壁垒，加强相关政府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并允许国会探索更灵活的跨部门资金安排，使资源配置能够反映信息影响活动的综合性。 第二，扩大研究人员获取社交媒体数据的渠道。报告主张制定相关数据访问标准，为独立研究人员分析全球信息环境提供条件。其逻辑是，政策制定者需要借助可检验的数据，识别信息传播网络及其变化，而不是仅凭个别案例做出判断。 第三，提高政府信息披露的速度。报告建议，在外国信息操纵可能影响公众理解、特别是重大事件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相关机构应及时公开能够披露的信息，并建立相应的解密标准。报告将美国及其盟友在俄乌战争前公开部分情报的做法作为参考。 第四，加强政府部门与盟友之间的信息共享。报告建议，将美国在选举安全领域形成的部分跨部门协作机制，拓展至更广泛的外国信息影响问题，并加强与盟友和伙伴在识别标准、信息共享及应对框架方面的协调。...
蒋万安和沈伯洋谁领先？不要轻信民调
民调究竟是在测量民意，还是在塑造民意？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3日 台北市长选举进入倒计时，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与民进党候选人沈伯洋之间的竞争，成为台湾媒体与社会关注的焦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同媒体报道的民调结果竟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选情图景：有的显示沈伯洋大幅领先，有的则显示蒋万安保持优势。 究竟谁领先？ 我的建议是：不要急于相信任何一项民调。更值得关注的，是民调如何产生、如何发布，以及媒体如何使用民调。 一、相互矛盾的民调，究竟说明什么？ 2026年11月1日至2日，几项民调结果引起关注。 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委托窩窩科技进行的调查显示，沈伯洋支持度为52.6%，蒋万安为35.3%，沈伯洋领先17.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ETtoday民调云公布的调查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52.0%，沈伯洋为40.7%，蒋万安领先11.3个百分点。 两项调查的结果不仅方向相反，而且领先幅度都不小。 这显然不能简单解释为选民态度在短短一两天内发生了如此剧烈的变化。 问题在于，这些调查究竟测量了什么？ 二、不同的调查方法，可能产生不同结果 民调不是简单地询问几个人，然后计算支持比例。调查对象如何选择、通过什么渠道访问、问卷如何设计、样本如何加权，都会影响最终结果。 例如，TVBS在10月31日进行的电话调查，访问了1747名台北市20岁以上居民，其中有投票意愿者的调查结果是蒋万安46%、沈伯洋42%。其调查采用市话随机抽样。 ETtoday则采用封闭式网络问卷，从自建会员数据库中抽取符合条件的受访者，再根据人口结构进行加权。 两种调查方式各有局限。电话调查可能面临接听意愿、覆盖范围等问题；网络调查则需要特别关注会员数据库的代表性、自我选择偏差以及加权能否有效修正样本偏差。 尤其需要注意，统计学意义上的抽样误差，并不能涵盖所有调查误差。即使一项调查声称抽样误差只有正负2.2个百分点，也不意味着其结果与真实民意之间的偏差必然不超过这个范围。 因此，不能仅凭样本数量大、抽样误差小，就认定一项民调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三、民调为什么会成为政治传播工具？ 比调查方法差异更值得警惕的，是民调的政治工具化。...
从今年万圣节气氛，看中国各地的文化反省
文化自信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中国希望世界拥抱春节时，是否也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万圣节？今年各地的节庆景象，让这个问题再次进入公共讨论。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3日 今年万圣节期间，中国多个城市出现了比往年更加活跃的节庆气氛。成都、深圳、北京等地的年轻人积极参与变装、角色扮演和主题派对，节日氛围有所升温。与此同时，上海、杭州等地部分街头活动仍受到一定程度的管理。 与往年相比，今年万圣节呈现出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社会对外来节日似乎更加包容，围绕洋节的公共讨论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反思。这种变化是否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文化心态正在趋于开放？ 一、过洋节就是崇洋媚外吗？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万圣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经常被置于文化安全和文化认同的框架下讨论。一些人将过洋节与崇洋媚外联系起来，甚至将其视为西方文化入侵的表现。 但今年，社会上出现了更多不同的声音：过万圣节为什么就意味着崇洋媚外？参加圣诞派对就意味着认同西方价值观？外国人接纳中国春节，为什么我们不将其视为文化入侵？ 这些问题实际上触及一个更深层次的矛盾：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文化自信？ 中国积极推动春节等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希望更多外国人了解和体验中国文化。如果我们期待其他社会以开放心态接纳中国文化，却对外来节日在国内的正常传播保持警惕，甚至动辄上升到文化入侵的高度，这种态度难免存在双重标准。 文化交流应当是双向的。文化的跨国传播本身并不意味着文化支配，更不能简单地将文化消费等同于政治认同。年轻人参加万圣节活动，可能只是出于娱乐、社交和新鲜感，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自信不应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过度戒备，而应体现为对自身文化的充分认同，以及对不同文化的包容能力。 二、为什么各地对万圣节的态度不同？ 今年各地万圣节活动的表现并不一致。这种差异值得进一步观察，但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些地方开放、某些地方保守。 首先，城市文化生态存在差异。人口结构、年轻人聚集程度、国际化程度、商业活跃度以及城市文化消费习惯，都会影响外来节日的传播和参与程度。年轻人口较多、商业文化活跃、社会交往方式多元的城市，往往更容易形成节庆活动的群众基础。 其次，地方治理理念和公共空间管理方式也会产生影响。万圣节活动涉及街头聚集、商业经营、交通秩序和公共安全。不同地方对公共活动的管理尺度、风险评估和社会容忍度存在差异。对公共秩序的合理管理，与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并不是一回事，但如果将普通文化活动过度政治化、安全化，就可能压缩正常的社会文化空间。 此外，地方社会的文化心态也不容忽视。对文化差异的接受程度，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化程度，也与公众的文化自信、社会包容意识及其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有关。 因此，观察一个地方对万圣节的态度，实际上是在观察当地的文化生态、社会心态和治理理念。一个城市的开放程度，不仅体现在它愿意向外界展示什么，也体现在它允许不同文化以何种方式进入自己的社会生活。 三、文化自信需要经受开放的检验 当然，今年万圣节气氛有所升温，还不足以证明中国社会的文化环境已经全面开放。节庆活动的热闹程度与社会文化开放程度之间，不能简单画等号。不同城市的表现也说明，文化开放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过程。 但至少有一点值得肯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将外来节日与文化入侵、崇洋媚外简单联系起来，是否合理。这种反思本身就是社会文化心态变化的一个信号。 对万圣节的态度，是观察中国文化变化的一个风向标。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更值得关注。届时，不仅可以观察各地的节庆活动，也可以观察社会舆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是否出现新的变化。...
习近平面露不悦之色？法广（RFI）的报道很不严肃
法广的报道很不严肃：是“困惑”或者“诧异”，而不是“不悦”。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3日 新闻报道不仅要准确传递事实，也应谨慎处理人物表情、情绪及其背后的态度判断。11月1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中文网一则有关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访华的报道，却在这一点上出现了值得商榷的问题。 该则报道的标题是《施泰因迈尔：当被问及是否将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中美俄峰会? 习近平面露不悦之色》。 问题在于，德语原词是Irritation。这个词通常表示困惑、诧异、意外或受到某种刺激后的不适，并不等同于中文的“不悦”。将其翻译为“面露不悦之色”，强化了对人物的负面情绪判断。 两者的区别并非无关紧要。“诧异”描述的是对意外信息的反应，“不悦”则暗含不满甚至恼怒。前者主要是对表情的描述，后者已经带有更明确的心理和态度判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报道涉及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外交互动。人物表情本来就具有较强的解释空间，新闻翻译更应避免将模糊的情绪信号转化为确定的态度表达。 如果原文没有明确表达“不悦”，中文报道就不应替当事人作出这样的情绪判断。译为“习近平面露诧异之色”，或者更审慎地表述为“施泰因迈尔称，习近平对此似乎感到意外”，都比现有标题更加稳妥。 RFI是一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媒体。专业性不仅体现在信息来源和新闻事实的核实上，也体现在对语言分寸的把握上。涉及外交关系的报道，尤其需要区分事实、观察与解释。新闻翻译不能替原文增加情绪，更不能让一个词悄然改变读者对外交互动的理解。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一个重大贡献
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价值，不只在于让世界认识中国的地方，更在于通过地方文化的持续传播与积累，丰富了中国国家形象的社会文化基础。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1日 2026年9月29日，英国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学者Emma Martin在学术期刊 Global Media and China 发表论文《中国国际传播中心作为社交媒体上的软实力载体》（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enters as Vehicles of Soft Power on Social Media）。...
孔子学院是国家安全威胁吗？警惕“信息瀑布”引发的风险
当一种安全判断在反复引用中逐渐成为共识，信息瀑布就可能放大认知偏差，并使人文交流陷入安全困境。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8日 10月23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宣布，美国国防部已将中国资助的美国高校孔子学院列为国家安全威胁。他声称，30所大学出现了80个使用不同名称、但执行相同任务的机构，并指称这些机构试图窃取知识产权、影响美国学生的思想。上述说法属于美方指控，仍需依据具体证据加以判断。 这一表态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孔子学院的处境，还有一种可能扩散的认知风险：当一个机构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后，这一判断可能如何影响更多机构、媒体和公众？ 一、警惕“信息瀑布” 信息瀑布（Information Cascade）是指个体在观察到他人的判断或行为后，越来越依赖这些外部信号，而不再充分依据独立信息作出判断的现象。它可能导致某种观点迅速扩散，即使参与者并没有掌握充分、独立的证据。 在孔子学院问题上，如果政府官员首先提出安全指控，其他机构和媒体不断引用相关表态，大学又因政策压力而关闭相关机构，那么后续参与者可能把多方重复的判断以及机构关闭的事实，视为威胁确实存在的证据。 由此可能形成一个循环：安全疑虑引发政策限制，政策限制推动机构关闭，机构关闭又被当作安全疑虑的佐证。原本需要具体证据支持的判断，可能逐渐变成不言自明的共识。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孔子学院的所有担忧都是错误的。资金透明度、学术自主和知识产权等问题，都可以接受调查和审查。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不同主体表达相同判断，究竟源于独立调查，还是源于相互引用和对既有结论的依赖？ 美国政府问责局2023年的报告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在其调查的74所相关高校中，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表示，失去联邦资金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学校关闭孔子学院。这说明，机构关闭不能简单地被解释为高校已经独立确认相关机构构成安全威胁。 二、把人文交流安全化，可能形成认知困境 如果语言教学、文化介绍和学术交流都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影响就可能超出孔子学院本身。 对中国而言，文化交流的空间可能进一步收缩；对美国而言，接触中国语言、文化和社会的渠道也可能减少。美国研究者可以通过政府文件和战略报告了解中国政策，却很难仅凭这些材料充分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以及普通中国公民的真实想法。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种可能的反馈循环：安全疑虑增加，交流机会减少，对中国社会的直接了解随之受限；直接知识不足，又可能使决策者更加依赖已有的安全判断。 这条链条并非必然发生，但值得通过具体案例检验。对一个大国的理解，如果过度依赖有限的信息来源和既有战略假设，就可能产生认知盲区，甚至导致政策误判。 因此，国家安全与人文交流并非只能二选一。具体风险应当接受审查，但不宜因为交流可能具有政治影响，就把所有文化交流都视为安全威胁。 三、中国和美国都需要调整思路 对中国而言，首先应淡化文化交流中的意识形态输出色彩。孔子学院的主要任务应当是语言教学、文化介绍和学术交流。文化传播可以包含价值观，但介绍文化不等于输出意识形态，更不应把文化交流变成政治立场的传递。 其次，应提高合作的透明度，明确资金来源、课程安排、人员职责和学术自主保障，让合作伙伴能够独立评估相关风险。透明度不能保证所有疑虑都会消失，却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猜疑。 对美国而言，应当区分具体风险与一般性的文化交流。如果存在干预学术自由、侵犯知识产权或其他违法行为，应依据证据进行调查，而不应仅凭机构的资金来源或国籍背景作出整体判断。高校也应保有自主评估合作项目的空间，不宜让资金压力替代学术判断。...
美国智库：如何在中国影响力的边缘地带击败中国
美国智库认为，要在中国影响力的边缘地带击败中国，美国需要借助开源实时数据识别竞争弱点，并通过地方媒体、社会关系和政策协同扩大自身影响力。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8日 2026年4月29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评论文章《如何利用开源实时数据，在中国影响力的边缘地带击败中国》（How Open-Source, Real-Time Data Can Defeat China at the Edge of Its Influence）。作者Emily Harding提出，美国应利用开源情报、实时数据和地方社会的真实声音，寻找中国海外影响力网络中的薄弱环节，从基层层面重塑国际竞争格局。 作者的核心判断是，大国竞争不能只在国家首都和外交谈判桌上展开，还必须深入地方社区、社会关系和具体利益网络。 一、中国影响力的“边缘地带”指什么？ 文章认为，中国过去二十年来逐步建立起相互联系的海外影响力网络，涉及经济合作、媒体传播、卫生外交和数字投资等领域。这些活动不仅面向外国中央政府，也深入地方层面。对于资源匮乏的地方社会，相对有限的投资和援助就可能建立持久的合作关系。 这里的“边缘地带”至少有三层含义。 首先是远离国家首都的地方社会。国家层面的外交关系不能完全代表地方社会的利益与态度。地方政府、社区组织、地方媒体、企业和普通居民，可能对外部合作有不同的需求与评价。...
蒋万安和沈伯洋谁领先？不要轻信民调
民调究竟是在测量民意，还是在塑造民意？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3日 台北市长选举进入倒计时，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与民进党候选人沈伯洋之间的竞争，成为台湾媒体与社会关注的焦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同媒体报道的民调结果竟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选情图景：有的显示沈伯洋大幅领先，有的则显示蒋万安保持优势。 究竟谁领先？ 我的建议是：不要急于相信任何一项民调。更值得关注的，是民调如何产生、如何发布，以及媒体如何使用民调。 一、相互矛盾的民调，究竟说明什么？ 2026年11月1日至2日，几项民调结果引起关注。 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委托窩窩科技进行的调查显示，沈伯洋支持度为52.6%，蒋万安为35.3%，沈伯洋领先17.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ETtoday民调云公布的调查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52.0%，沈伯洋为40.7%，蒋万安领先11.3个百分点。 两项调查的结果不仅方向相反，而且领先幅度都不小。 这显然不能简单解释为选民态度在短短一两天内发生了如此剧烈的变化。 问题在于，这些调查究竟测量了什么？ 二、不同的调查方法，可能产生不同结果 民调不是简单地询问几个人，然后计算支持比例。调查对象如何选择、通过什么渠道访问、问卷如何设计、样本如何加权，都会影响最终结果。 例如，TVBS在10月31日进行的电话调查，访问了1747名台北市20岁以上居民，其中有投票意愿者的调查结果是蒋万安46%、沈伯洋42%。其调查采用市话随机抽样。 ETtoday则采用封闭式网络问卷，从自建会员数据库中抽取符合条件的受访者，再根据人口结构进行加权。 两种调查方式各有局限。电话调查可能面临接听意愿、覆盖范围等问题；网络调查则需要特别关注会员数据库的代表性、自我选择偏差以及加权能否有效修正样本偏差。 尤其需要注意，统计学意义上的抽样误差，并不能涵盖所有调查误差。即使一项调查声称抽样误差只有正负2.2个百分点，也不意味着其结果与真实民意之间的偏差必然不超过这个范围。 因此，不能仅凭样本数量大、抽样误差小，就认定一项民调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三、民调为什么会成为政治传播工具？ 比调查方法差异更值得警惕的，是民调的政治工具化。...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一个重大贡献
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价值，不只在于让世界认识中国的地方，更在于通过地方文化的持续传播与积累，丰富了中国国家形象的社会文化基础。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1日 2026年9月29日，英国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学者Emma Martin在学术期刊 Global Media and China 发表论文《中国国际传播中心作为社交媒体上的软实力载体》（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enters as Vehicles of Soft Power on Social Media）。...
孔子学院是国家安全威胁吗？警惕“信息瀑布”引发的风险
当一种安全判断在反复引用中逐渐成为共识，信息瀑布就可能放大认知偏差，并使人文交流陷入安全困境。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8日 10月23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宣布，美国国防部已将中国资助的美国高校孔子学院列为国家安全威胁。他声称，30所大学出现了80个使用不同名称、但执行相同任务的机构，并指称这些机构试图窃取知识产权、影响美国学生的思想。上述说法属于美方指控，仍需依据具体证据加以判断。 这一表态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孔子学院的处境，还有一种可能扩散的认知风险：当一个机构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后，这一判断可能如何影响更多机构、媒体和公众？ 一、警惕“信息瀑布” 信息瀑布（Information Cascade）是指个体在观察到他人的判断或行为后，越来越依赖这些外部信号，而不再充分依据独立信息作出判断的现象。它可能导致某种观点迅速扩散，即使参与者并没有掌握充分、独立的证据。 在孔子学院问题上，如果政府官员首先提出安全指控，其他机构和媒体不断引用相关表态，大学又因政策压力而关闭相关机构，那么后续参与者可能把多方重复的判断以及机构关闭的事实，视为威胁确实存在的证据。 由此可能形成一个循环：安全疑虑引发政策限制，政策限制推动机构关闭，机构关闭又被当作安全疑虑的佐证。原本需要具体证据支持的判断，可能逐渐变成不言自明的共识。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孔子学院的所有担忧都是错误的。资金透明度、学术自主和知识产权等问题，都可以接受调查和审查。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不同主体表达相同判断，究竟源于独立调查，还是源于相互引用和对既有结论的依赖？ 美国政府问责局2023年的报告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在其调查的74所相关高校中，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表示，失去联邦资金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学校关闭孔子学院。这说明，机构关闭不能简单地被解释为高校已经独立确认相关机构构成安全威胁。 二、把人文交流安全化，可能形成认知困境 如果语言教学、文化介绍和学术交流都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影响就可能超出孔子学院本身。 对中国而言，文化交流的空间可能进一步收缩；对美国而言，接触中国语言、文化和社会的渠道也可能减少。美国研究者可以通过政府文件和战略报告了解中国政策，却很难仅凭这些材料充分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以及普通中国公民的真实想法。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种可能的反馈循环：安全疑虑增加，交流机会减少，对中国社会的直接了解随之受限；直接知识不足，又可能使决策者更加依赖已有的安全判断。 这条链条并非必然发生，但值得通过具体案例检验。对一个大国的理解，如果过度依赖有限的信息来源和既有战略假设，就可能产生认知盲区，甚至导致政策误判。 因此，国家安全与人文交流并非只能二选一。具体风险应当接受审查，但不宜因为交流可能具有政治影响，就把所有文化交流都视为安全威胁。 三、中国和美国都需要调整思路 对中国而言，首先应淡化文化交流中的意识形态输出色彩。孔子学院的主要任务应当是语言教学、文化介绍和学术交流。文化传播可以包含价值观，但介绍文化不等于输出意识形态，更不应把文化交流变成政治立场的传递。 其次，应提高合作的透明度，明确资金来源、课程安排、人员职责和学术自主保障，让合作伙伴能够独立评估相关风险。透明度不能保证所有疑虑都会消失，却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猜疑。 对美国而言，应当区分具体风险与一般性的文化交流。如果存在干预学术自由、侵犯知识产权或其他违法行为，应依据证据进行调查，而不应仅凭机构的资金来源或国籍背景作出整体判断。高校也应保有自主评估合作项目的空间，不宜让资金压力替代学术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