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立“边疆国际传播研究联盟”
首届“边疆国际传播论坛暨学术论文工作坊”近日在云南大学举行。会议期间，“边疆国际传播研究联盟”发起成立，并发布《边疆国际传播研究倡议》。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9月21日 倡议由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与社会》编辑部发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等22所高校、研究机构共同发起。 《边疆国际传播研究倡议》提出，相关研究应立足中国边疆，面向周边国家，联通全球传播网络，推动研究从个案描述走向理论建构，从单向传播研究拓展至跨境关系、文化转译、平台传播和日常交往研究。倡议强调，应加强对周边国家政治社会环境、媒体生态、受众需求和舆论结构的研究，推动中国边疆经验进入国际学术对话。
美国将改变“对抗”中国外宣的方式
为更有效地对抗中国外宣，美国正试图改造传统国际广播体系，建造适应数字平台、锚定精准受众，并与外交协同的传播模式。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1日 特朗普已提名国务院公共外交副国务卿莎拉·罗杰斯（Sarah B. Rogers）出任“美国全球媒体署”（USAGM）首席执行官。 美国全球媒体署是美国联邦政府负责国际广播的独立机构。它下辖美国之音，并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等机构提供资助，主要向海外受众，尤其是信息受限地区提供新闻与信息。 在7月30日的听证会上，罗杰斯明确指出，中国具有侵略性，正在扩大对外宣传，而对抗这一敌意性的宣传是她公共外交工作的核心。 从她目前的公开表态看，美国准备调整的，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一、从“拥有媒体”转向“进入信息环境” 传统国际传播依赖自有渠道：广播、电视、网站等。这种模式曾有较强覆盖力，但今天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已根本改变。人们更多接触短视频、社交媒体、播客、即时通讯群组和算法推荐内容，而非主动寻找某家国际广播机构。 竞争空间因此从媒体机构本身，扩展到整个信息环境。罗杰斯提出加强短视频、播客等形式，并强调受众研究和预测性人工智能，目的不只是增加几个栏目，而是把传播入口前移到受众日常使用的平台。未来竞争的关键，不再只是“美国之音有多少听众”，而是内容能否进入一个人每天刷手机、听播客、加入社群时面对的信息流。 二、从“面向公众”转向“寻找具体受众” 过去国际广播多面向一个国家或语言区域的广大公众。数字平台打破了这种大众传播逻辑。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年龄、职业、文化背景的人，往往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信息环境中。 罗杰斯特别提到“海外侨民社群聊天群”（diaspora group chats），这一点值得注意。 进入已有社会关系网络，与在电视上播放节目，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传播关系。前者需要精确了解目标群体是谁、关心什么、使用什么语言，以及他们为什么愿意接收信息。这也是她反复强调受众研究和效果测量的原因。 国际传播正从“我有什么内容可以传播”，转向“我要影响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哪里？他们通过什么方式获取信息？” 三、从“媒体传播”走向“外交与传播协同” 罗杰斯目前负责国务院公共外交，同时被提名领导USAGM。如果这一安排最终落地，她将同时处于美国公共外交和国际媒体体系的两个关键位置。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姆·里施认为，这有利于政府在行动与信息之间形成更强协调。 过去，公共外交与USAGM虽有目标交集，但运行逻辑相对独立。现在，美国希望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让外交政策与国际传播更紧密地协同。这也解释了为何罗杰斯把应对中国宣传同时放在公共外交和USAGM工作中讨论。 结语：真正改变的，是“反击”所处的位置...
特朗普正在改变国际传播逻辑
过去，传播是外交行动的“说明书”；如今，传播正在成为外交行动本身，特朗普的实践让这一变化变得前所未有地清晰。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9日 过去讨论特朗普的国际传播，人们往往首先想到三个关键词：美国优先、交易主义、社交媒体。尤其是第一任期内，特朗普频繁使用Twitter，直接向全球公众和外国政府发声，“推特外交”（Twiplomacy）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热门议题。 但如果只把特朗普视为“更会使用社交媒体的总统”，那就低估了正在发生的变化。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传播在外交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一、社交媒体不只是“说话的地方” 2025年1月，特朗普与习近平通电话。中国方面发布了正式通报，特朗普则很快在其社交媒体Truth Social上发表自己的版本。两份信息都将通话描述为积极，但关注重点并不完全相同。特朗普的帖子特别提到贸易平衡、芬太尼和TikTok等议题。 这件事说明：总统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外交信息生产的一部分，而不是外交活动结束后的宣传渠道。 第二任期以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2025年，特朗普多次通过Truth Social直接宣布或预告重要外交政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USI）在总结特朗普第二任期第一年外交政策时指出，一些外交政策变化甚至首先通过Truth Social被世界、乃至美国政府内部人员看到。 到了2026年，这种现象更加突出。 以伊朗问题为例，2026年2月至8月，特朗普至少在Truth Social发布了319条涉及伊朗的帖子，平均每14小时一条。这些帖子几乎伴随了从威胁、军事行动到宣布胜利、谈判和局势重新变化的整个过程。 这就使一个过去属于外交系统的问题发生了变化：社交媒体信息究竟是在“报道外交”，还是在“开展外交”？后者的比例已显著提高。 二、传播开始具有“试探”功能 特朗普传播最值得研究的地方，是他的公开传播具有一种传统外交渠道较少具备的功能：试探。 发出一个信号，看对方怎么反应； 提出一个条件，看对方是否接受； 释放一个威胁，看盟友是否退让； 宣布一个可能的政策，看外界如何反应。...
新加坡防长：国际传播的终点是什么？
国际传播的最高价值不是消除分歧，而是在分歧无法消除时，仍能保持相互理解、稳定彼此预期、维持基本信任。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9月17日 国际传播的终点是什么？是让世界听见自己的声音，是争取国际舆论，还是塑造国家形象？ 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近期连续谈到“战略互信”，提供了一个值得国际传播界思考的命题：传播更深层的价值，是让彼此建立并保持战略信任。 9月11日，陈振声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谈到当前国际安全环境。他用一句非常直白的话概括今天的“安全困境”：“你的安全，是我的不安全；那我的安全，是你的不安全。”一个国家为了增强自身安全而增加军事能力，可能反过来使其他国家产生不安全感，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在他看来，突破这种安全困境的关键，是建立“深度互信”。 这个判断值得国际传播学界关注。 一、实力可以观察，但意图必须沟通 陈振声在专访中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分：军事实力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重要指标，但比实力更重要的是实力背后的意图。 实力相对容易观察和评估，意图却不同。一个国家拥有多少军舰、飞机和导弹，可以通过公开信息、卫星图像等方式进行判断；但是，它为什么要拥有这些能力、准备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些能力，以及它如何看待其他国家，却无法单纯通过观察实力得出结论。 意图需要沟通。因此，陈振声说，各国应该“多交流、多接触”，以减少误判和误解，巩固互信基础。 这触及了国际传播最基本、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传播不仅是在传递信息，更是在帮助对方理解自己的意图。 如果双方只能看到对方不断增加的能力，却无法理解对方为什么这样做，安全就可能陷入“以己度人”的循环。 二、信任不是一次传播形成的 陈振声特别强调，建立互信需要时间和耐心，而且对已经形成的信任也不能掉以轻心。 这意味着，信任不是一场国际传播活动、一次高层访问或者一次新闻发布会能够制造出来的。 信任来自长期一致的言行。 一个国家今天说什么、明天做什么；在顺境中如何行动，在分歧中如何回应；是否遵守已经形成的机制；是否能够让其他国家对自己的行为形成稳定预期——这些都会成为对方判断其可信度的依据。 因此，国际传播如果只重视“传播出去什么”，而忽略“传播之后对方形成了什么预期”，其传播效果就可能被高估。 三、9月16日，他又谈到了“信任的脆弱性” 在9月16日举行的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上，陈振声进一步强调战略信任的重要性。 他指出，当前国际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各国都在寻求增强自身安全，但一个国家采取的安全措施，也可能被其他国家理解为威胁，从而形成新的安全困境。...
中国传统国际传播学亟需弥补一个短板
国际传播既需要传播学的沟通智慧，也离不开国际政治的战略视野；中国传统国际传播研究需要补上国际政治课。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6日 从知识来源和基本逻辑观察，当前我国国际传播研究存在两种取向：一种以传播学为主要知识基础，以沟通、理解和交流为基本逻辑；另一种更多建立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政治）知识之上，以竞争、利益和战略博弈为基本逻辑。 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两个边界清晰的学派，而是两种逐渐形成的研究取向。二者关注国际传播的不同侧面，也因此各自形成了明显的优势和不足。 一、以沟通为主要逻辑的传统国际传播研究 中国传统国际传播研究主要建立在新闻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的知识传统之上。其核心问题通常是：如何有效传播信息，如何减少文化误读，如何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如何改善国家形象，以及如何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这种研究取向有其合理性。国际传播首先是一种传播活动，必须遵循传播规律。无论是媒体传播、公共外交、国际舆论还是跨文化交流，都离不开信息、媒介、受众、意义建构和传播效果等基本问题。 问题也恰恰在这里。 国际传播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沟通活动。传播对象不是抽象的外国受众，而是生活在具体国家、社会和国际关系中的人。受众如何理解一个国家的信息，不仅取决于信息本身，也取决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权力结构、历史记忆、地缘政治以及国际事件。 如果缺乏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训练，传播研究就容易把国际政治环境当成传播活动的背景，而不是把它视为影响传播意义和传播效果的重要变量。 换句话说，传统国际传播研究比较擅长回答“如何传播”，却有时不够擅长回答“为什么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传播”。 二、以竞争为主要逻辑的国际政治取向 与之相对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从国际政治出发理解国际传播。这类研究更加关注国家利益、权力关系、国际秩序、战略博弈、话语权以及叙事竞争。 在这种视角下，国际传播并不只是国家之间的沟通渠道，也是国际政治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通过传播塑造自身形象、影响国际认知、争取国际舆论，并试图影响其他行为体的政策和行为。 这种取向弥补了传统传播研究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国际传播本身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国际传播受到重视，很多时候因为传播与国家利益、国际权力和国际秩序发生了联系。 但这一取向同样存在一个明显短板。 如果缺乏传播学训练，就容易把传播理解为国际政治意图的“传递工具”，仿佛只要战略目标明确、传播内容正确，就能够实现预期效果。 事实上，国际政治中的战略意图并不会自动转化为传播效果。信息进入传播过程之后，会受到媒介逻辑、平台结构、受众心理、既有认知、竞争性叙事以及具体传播情境的影响。传播不是简单的“发送—接受”，而是一个不断发生解释、协商、重构甚至误读的过程。 因此，国际政治研究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要传播”，却未必能够充分解释“传播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三、两个取向，其实各有一个短板 由此看来，两种研究取向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有意思的对照。 以传播学为基础的传统国际传播研究，其优势是懂传播，但相对缺乏深厚的国际政治素养；以国际政治为基础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优势是懂国际政治，但相对缺乏对传播规律和传播过程的深入理解。...
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当算法与制度共同塑造信息可供性
我们长期生活在被筛选的信息环境中，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没有看到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6日 我们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获得信息。新闻、国际事件、公共人物的言论，甚至一个国家和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很多时候都不是通过系统阅读报纸、观看电视或阅读研究报告获得，而是在刷视频、看热搜、读公众号和朋友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印象。 这似乎意味着，我们比过去获得了更多信息。 但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我们获得的信息越多，就一定越接近事实吗？未必。 真正值得警惕的，也许不是我们看到了多少错误信息，而是我们可能长期不知道自己没有看到什么。 一、最严重的信息问题，不一定是假消息 讨论社交媒体的信息风险，人们首先想到的通常是假新闻、谣言、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这些问题当然重要，但还有一种风险更加隐蔽：信息本身可能是真的，但我们看到的信息并不完整。 设想一个社会中存在关于某个议题的十种主要观点，而一个用户长期只能接触其中三四种。这个用户看到的每一条信息都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都有来源、有证据，甚至没有任何一条是所谓的“假新闻”。 问题仍然存在。 因为由部分真实信息构成的整体图景，可能与真实社会的完整结构存在巨大差异。这可以称为信息分布失真。 例如，当我们观察台湾、美国、日本或其他社会时，真正重要的并不仅仅是“某个人说了什么”，还包括：这个人的观点在当地社会中处于什么位置？赞成和反对的声音各有多大？不同年龄、阶层、地区和政治群体如何看待同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长期接触到的只是某一类型的声音，他看到的可能不是真实的台湾、美国、日本，因为那只是真实的一部分。 问题由此发生变化：我们面对的未必是假世界，而可能是一个经过筛选的真实世界。 二、信息并不会自动抵达我们 传统媒体时代，人们讨论新闻选择。记者、编辑和媒体机构决定什么进入报纸、电视和广播。 社交媒体改变了这种传播结构。 今天的信息传播大致经过这样一条链条： 现实世界→信息生产→制度性筛选→平台处理→算法排序→用户接触 →认知形成。 因此，“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和“一个用户看到了什么”，已经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看见”并不是简单的主动选择。...
战略叙事究竟能改变什么？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战略叙事的真正力量，或许不在于让人相信一个观点，而在于让人开始用一种新的方式理解“谁是谁、什么是什么，以及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4日 近些年来，“战略叙事”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领域的重要概念。 简单来讲，战略叙事就是各类政治主体围绕 “我们是谁、发生了什么、世界该往何处去”这类核心命题，持续解读国际现实、构建意义体系，并借助传播手段，影响其他主体看待现实、判断利益、预判未来的方式。 战略叙事绝非单纯讲一个故事。它本质上在划定认知边界：哪些现象值得关注、哪些主体拥有话语权、事件应当如何解读、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如何确立。 例如，同一场国际冲突，既可以被解读为安全危机、领土争端、人道主义灾难，也可以被定性为大国博弈。不同叙事不只是措辞上的差异，更是引导外界站在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待同一件事。 由此引出一个核心问题：战略叙事到底能带来哪些改变？ 以往研究大多聚焦叙事如何影响人的认知、态度与行为。而近年兴起的“战略本体论”（strategic ontology）研究思路，把讨论推向更深层次：战略叙事不仅能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甚至会重塑人们对世界本身的认知。 一、不止改变看法，更重塑认知底层逻辑 “本体论”这个概念听着晦涩，可以拆解成三个通俗问题：谁是参与事件的主体？核心矛盾是什么？各个主体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勒纳与奥洛克林在2023年提出“战略本体论”，提出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叙事具备“本体论生产力”（ontological productivity）。意思是：叙事不只是对已有国际现实进行解释，还能够重新定义国际政治的参与主体、核心议题，以及各方之间的相处逻辑。 二者的区别十分关键。 以气候变化为例：如果叙事将其定义为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环境难题，那么各国的身份首先是携手应对挑战的参与者。 可倘若叙事着重区分“气候脆弱国家”和“高排放国家”，气候变化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更变成了关乎责任分配、公平正义、损失补偿与义务划分的矛盾。 议题本身的内核就此发生转变。原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而新框架下，问题就变成：“哪些国家排放更多？谁该承担主要责任？谁承受了更多损害？谁需要履行对应的补偿义务？” 这已经不只是改变大众对事件的观感，而是重新界定“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问题？” 据此，战略叙事可以划分出两层作用：第一层，改变人们对现实事件的解读；第二层，更新人们理解现实所使用的基础分类框架。前者改变的是“怎么看事情”，后者则近乎重塑“世界本身是什么模样”。 二、战略叙事：改写主体、议题与相互关系 顺着这一思路，战略叙事带来的核心变化，可以归纳为三个维度：谁（主体）、什么（议题）、关系（各方联系）。...
美国将改变“对抗”中国外宣的方式
为更有效地对抗中国外宣，美国正试图改造传统国际广播体系，建造适应数字平台、锚定精准受众，并与外交协同的传播模式。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1日 特朗普已提名国务院公共外交副国务卿莎拉·罗杰斯（Sarah B. Rogers）出任“美国全球媒体署”（USAGM）首席执行官。 美国全球媒体署是美国联邦政府负责国际广播的独立机构。它下辖美国之音，并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等机构提供资助，主要向海外受众，尤其是信息受限地区提供新闻与信息。 在7月30日的听证会上，罗杰斯明确指出，中国具有侵略性，正在扩大对外宣传，而对抗这一敌意性的宣传是她公共外交工作的核心。 从她目前的公开表态看，美国准备调整的，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一、从“拥有媒体”转向“进入信息环境” 传统国际传播依赖自有渠道：广播、电视、网站等。这种模式曾有较强覆盖力，但今天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已根本改变。人们更多接触短视频、社交媒体、播客、即时通讯群组和算法推荐内容，而非主动寻找某家国际广播机构。 竞争空间因此从媒体机构本身，扩展到整个信息环境。罗杰斯提出加强短视频、播客等形式，并强调受众研究和预测性人工智能，目的不只是增加几个栏目，而是把传播入口前移到受众日常使用的平台。未来竞争的关键，不再只是“美国之音有多少听众”，而是内容能否进入一个人每天刷手机、听播客、加入社群时面对的信息流。 二、从“面向公众”转向“寻找具体受众” 过去国际广播多面向一个国家或语言区域的广大公众。数字平台打破了这种大众传播逻辑。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年龄、职业、文化背景的人，往往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信息环境中。 罗杰斯特别提到“海外侨民社群聊天群”（diaspora group chats），这一点值得注意。 进入已有社会关系网络，与在电视上播放节目，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传播关系。前者需要精确了解目标群体是谁、关心什么、使用什么语言，以及他们为什么愿意接收信息。这也是她反复强调受众研究和效果测量的原因。 国际传播正从“我有什么内容可以传播”，转向“我要影响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哪里？他们通过什么方式获取信息？” 三、从“媒体传播”走向“外交与传播协同” 罗杰斯目前负责国务院公共外交，同时被提名领导USAGM。如果这一安排最终落地，她将同时处于美国公共外交和国际媒体体系的两个关键位置。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姆·里施认为，这有利于政府在行动与信息之间形成更强协调。 过去，公共外交与USAGM虽有目标交集，但运行逻辑相对独立。现在，美国希望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让外交政策与国际传播更紧密地协同。这也解释了为何罗杰斯把应对中国宣传同时放在公共外交和USAGM工作中讨论。 结语：真正改变的，是“反击”所处的位置...
特朗普正在改变国际传播逻辑
过去，传播是外交行动的“说明书”；如今，传播正在成为外交行动本身，特朗普的实践让这一变化变得前所未有地清晰。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9日 过去讨论特朗普的国际传播，人们往往首先想到三个关键词：美国优先、交易主义、社交媒体。尤其是第一任期内，特朗普频繁使用Twitter，直接向全球公众和外国政府发声，“推特外交”（Twiplomacy）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热门议题。 但如果只把特朗普视为“更会使用社交媒体的总统”，那就低估了正在发生的变化。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传播在外交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一、社交媒体不只是“说话的地方” 2025年1月，特朗普与习近平通电话。中国方面发布了正式通报，特朗普则很快在其社交媒体Truth Social上发表自己的版本。两份信息都将通话描述为积极，但关注重点并不完全相同。特朗普的帖子特别提到贸易平衡、芬太尼和TikTok等议题。 这件事说明：总统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外交信息生产的一部分，而不是外交活动结束后的宣传渠道。 第二任期以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2025年，特朗普多次通过Truth Social直接宣布或预告重要外交政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USI）在总结特朗普第二任期第一年外交政策时指出，一些外交政策变化甚至首先通过Truth Social被世界、乃至美国政府内部人员看到。 到了2026年，这种现象更加突出。 以伊朗问题为例，2026年2月至8月，特朗普至少在Truth Social发布了319条涉及伊朗的帖子，平均每14小时一条。这些帖子几乎伴随了从威胁、军事行动到宣布胜利、谈判和局势重新变化的整个过程。 这就使一个过去属于外交系统的问题发生了变化：社交媒体信息究竟是在“报道外交”，还是在“开展外交”？后者的比例已显著提高。 二、传播开始具有“试探”功能 特朗普传播最值得研究的地方，是他的公开传播具有一种传统外交渠道较少具备的功能：试探。 发出一个信号，看对方怎么反应； 提出一个条件，看对方是否接受； 释放一个威胁，看盟友是否退让； 宣布一个可能的政策，看外界如何反应。...
全球最新民调出炉：这些数据，中国国际传播界必须正视
今天，国家形象越来越取决于“你让人感觉是否安全、是否可预期、是否愿意真正合作”，而非仅仅取决于你物理上多强大。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8日 近日，洛克菲勒基金会委托Focaldata开展的34国全球民调结果发布。这份覆盖3.5万余人的调查，给当前国际舆论场投下了一枚不小的石子：在“谁适合领导国际事务”问题上，加拿大以60%的舒适度位居第一，日本58%、澳大利亚55%，而美国和中国仅为39%、37%。更引人注目的是，61%的受访者相信：各国在没有美国或中国参与的情况下也能合作应对全球问题。 对中国国际传播者来说，这些数据不应被简单归为“又一份民调”，而需要严肃对待。 一、最刺眼的数字：领导力信任的落差 调查中，人们对“哪个国家发挥领导作用更让人安心”这个问题，清晰地排出了一个顺序：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欧盟、英国、联合国，然后才是美国和中国，俄罗斯垫底。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存在明显分裂——发展中国家受访者中53%对中国发挥领导作用感到安心，而在富裕国家，这一比例仅为23%。 对中国国际传播而言，这是一个提醒：硬实力和经济体量的增长，并不能自动转化为“让人安心”的领导力形象。在相当一部分国际公众眼中，可信度、可预测性和低冲突感，正在成为比“强大”更被看重的品质。 二、61%的“去超级大国”倾向 另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数据是：61%的受访者支持“没有美中参与的国际合作”。这并非简单的反美或反中情绪，而是对当前超级大国主导模式信任度下降的反映。 过去多年，国际传播常围绕“中美博弈”“两极格局”展开叙事。这份调查显示，全球公众中已有相当比例的人，开始设想甚至期待一种“中等强国协调”的合作方式。加拿大总理卡尼所倡导的“中等强国”路线，在调查中获得基金会方面的公开肯定，这并非偶然。 对中国国际传播来说，这提示我们：过度聚焦“中美对决”的叙事框架，可能正在与一部分国际受众的心理预期脱节。如何在传播中更多呈现“负责任的参与者”“可合作的建设者”形象，而非单纯的“挑战者”或“替代者”，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课题。 三、对国际机构信任度回升 与对国家领导力的低信任形成对比的是，对国际机构的信任度普遍上升。世界卫生组织达到69%，联合国62%，世界银行、IMF、WTO等也从去年的少数支持跨入多数区间。 这说明，全球公众并非拒绝多边合作，而是对现有大国主导的合作方式产生倦怠。他们更愿意把希望寄托在制度化、规则化的平台上。 对国际传播的启示在于：中国在多边场合的参与、贡献和话语表达，可能比单纯的国家形象宣传更能积累长期信任。如何把“中国方案”更好地嵌入多边机制的叙事中，而不是以“中国主张”的独立姿态出现，值得传播者进一步探索。 四、安全成为最大公约数 调查显示，“防止战争与冲突”以44%的比例成为各国合作的最优先议题，远超其他选项。在几乎所有被调查国家中，它都进入前三，可见在当前国际舆论环境中，安全焦虑是真实且普遍的。 对中国国际传播而言，这意味着“和平发展”“共同安全”等理念的传播，不应停留在概念宣示，而需要更多具体、可感知的案例和行动支撑。空洞的口号容易被忽略，而能回应普遍安全关切的叙事，更容易获得共鸣。 五、小结 这份调查并没有宣判谁输谁赢，而只是反映了当前全球公众的一种情绪：对超级大国单方面领导的疑虑在加深，对可信、克制、可合作的行为体需求在上升。 对中国国际传播从业者来说，最需要正视的，不是排名本身，而是排名背后的逻辑——在信息高度流通的今天，国家形象越来越取决于“你让人感觉是否安全、是否可预期、是否愿意真正合作”，而非仅仅取决于你物理上多强大。...
毕研韬出席“中国（海南）-东盟2026智库论坛”专题研讨会
2026年9月17日上午，中国（海南）-东盟2026智库论坛的重要活动之一——向海图强的形势与路径专题研讨会在海口举行。 作者：唐摩崖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7日 50位优秀论文作者应邀参加研讨会，其中20位作者围绕蓝色经济合作、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制度型开放等作交流发言。 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出席研讨会，并就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潜在风险与对策做了专题汇报，受到与会者认可与好评。这项研究是由毕教授与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唐玥宸博士共同完成的。 本次论坛由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海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南海研究院、华阳海洋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据悉，中国（海南）-东盟智库论坛已连续举办十届。
新加坡防长：国际传播的终点是什么？
国际传播的最高价值不是消除分歧，而是在分歧无法消除时，仍能保持相互理解、稳定彼此预期、维持基本信任。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9月17日 国际传播的终点是什么？是让世界听见自己的声音，是争取国际舆论，还是塑造国家形象？ 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近期连续谈到“战略互信”，提供了一个值得国际传播界思考的命题：传播更深层的价值，是让彼此建立并保持战略信任。 9月11日，陈振声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谈到当前国际安全环境。他用一句非常直白的话概括今天的“安全困境”：“你的安全，是我的不安全；那我的安全，是你的不安全。”一个国家为了增强自身安全而增加军事能力，可能反过来使其他国家产生不安全感，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在他看来，突破这种安全困境的关键，是建立“深度互信”。 这个判断值得国际传播学界关注。 一、实力可以观察，但意图必须沟通 陈振声在专访中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分：军事实力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重要指标，但比实力更重要的是实力背后的意图。 实力相对容易观察和评估，意图却不同。一个国家拥有多少军舰、飞机和导弹，可以通过公开信息、卫星图像等方式进行判断；但是，它为什么要拥有这些能力、准备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些能力，以及它如何看待其他国家，却无法单纯通过观察实力得出结论。 意图需要沟通。因此，陈振声说，各国应该“多交流、多接触”，以减少误判和误解，巩固互信基础。 这触及了国际传播最基本、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传播不仅是在传递信息，更是在帮助对方理解自己的意图。 如果双方只能看到对方不断增加的能力，却无法理解对方为什么这样做，安全就可能陷入“以己度人”的循环。 二、信任不是一次传播形成的 陈振声特别强调，建立互信需要时间和耐心，而且对已经形成的信任也不能掉以轻心。 这意味着，信任不是一场国际传播活动、一次高层访问或者一次新闻发布会能够制造出来的。 信任来自长期一致的言行。 一个国家今天说什么、明天做什么；在顺境中如何行动，在分歧中如何回应；是否遵守已经形成的机制；是否能够让其他国家对自己的行为形成稳定预期——这些都会成为对方判断其可信度的依据。 因此，国际传播如果只重视“传播出去什么”，而忽略“传播之后对方形成了什么预期”，其传播效果就可能被高估。 三、9月16日，他又谈到了“信任的脆弱性” 在9月16日举行的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上，陈振声进一步强调战略信任的重要性。 他指出，当前国际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各国都在寻求增强自身安全，但一个国家采取的安全措施，也可能被其他国家理解为威胁，从而形成新的安全困境。...
中国传统国际传播学亟需弥补一个短板
国际传播既需要传播学的沟通智慧，也离不开国际政治的战略视野；中国传统国际传播研究需要补上国际政治课。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6日 从知识来源和基本逻辑观察，当前我国国际传播研究存在两种取向：一种以传播学为主要知识基础，以沟通、理解和交流为基本逻辑；另一种更多建立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政治）知识之上，以竞争、利益和战略博弈为基本逻辑。 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两个边界清晰的学派，而是两种逐渐形成的研究取向。二者关注国际传播的不同侧面，也因此各自形成了明显的优势和不足。 一、以沟通为主要逻辑的传统国际传播研究 中国传统国际传播研究主要建立在新闻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的知识传统之上。其核心问题通常是：如何有效传播信息，如何减少文化误读，如何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如何改善国家形象，以及如何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这种研究取向有其合理性。国际传播首先是一种传播活动，必须遵循传播规律。无论是媒体传播、公共外交、国际舆论还是跨文化交流，都离不开信息、媒介、受众、意义建构和传播效果等基本问题。 问题也恰恰在这里。 国际传播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沟通活动。传播对象不是抽象的外国受众，而是生活在具体国家、社会和国际关系中的人。受众如何理解一个国家的信息，不仅取决于信息本身，也取决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权力结构、历史记忆、地缘政治以及国际事件。 如果缺乏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训练，传播研究就容易把国际政治环境当成传播活动的背景，而不是把它视为影响传播意义和传播效果的重要变量。 换句话说，传统国际传播研究比较擅长回答“如何传播”，却有时不够擅长回答“为什么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传播”。 二、以竞争为主要逻辑的国际政治取向 与之相对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从国际政治出发理解国际传播。这类研究更加关注国家利益、权力关系、国际秩序、战略博弈、话语权以及叙事竞争。 在这种视角下，国际传播并不只是国家之间的沟通渠道，也是国际政治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通过传播塑造自身形象、影响国际认知、争取国际舆论，并试图影响其他行为体的政策和行为。 这种取向弥补了传统传播研究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国际传播本身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国际传播受到重视，很多时候因为传播与国家利益、国际权力和国际秩序发生了联系。 但这一取向同样存在一个明显短板。 如果缺乏传播学训练，就容易把传播理解为国际政治意图的“传递工具”，仿佛只要战略目标明确、传播内容正确，就能够实现预期效果。 事实上，国际政治中的战略意图并不会自动转化为传播效果。信息进入传播过程之后，会受到媒介逻辑、平台结构、受众心理、既有认知、竞争性叙事以及具体传播情境的影响。传播不是简单的“发送—接受”，而是一个不断发生解释、协商、重构甚至误读的过程。 因此，国际政治研究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要传播”，却未必能够充分解释“传播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三、两个取向，其实各有一个短板 由此看来，两种研究取向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有意思的对照。 以传播学为基础的传统国际传播研究，其优势是懂传播，但相对缺乏深厚的国际政治素养；以国际政治为基础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优势是懂国际政治，但相对缺乏对传播规律和传播过程的深入理解。...
美国将改变“对抗”中国外宣的方式
为更有效地对抗中国外宣，美国正试图改造传统国际广播体系，建造适应数字平台、锚定精准受众，并与外交协同的传播模式。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1日 特朗普已提名国务院公共外交副国务卿莎拉·罗杰斯（Sarah B. Rogers）出任“美国全球媒体署”（USAGM）首席执行官。 美国全球媒体署是美国联邦政府负责国际广播的独立机构。它下辖美国之音，并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等机构提供资助，主要向海外受众，尤其是信息受限地区提供新闻与信息。 在7月30日的听证会上，罗杰斯明确指出，中国具有侵略性，正在扩大对外宣传，而对抗这一敌意性的宣传是她公共外交工作的核心。 从她目前的公开表态看，美国准备调整的，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一、从“拥有媒体”转向“进入信息环境” 传统国际传播依赖自有渠道：广播、电视、网站等。这种模式曾有较强覆盖力，但今天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已根本改变。人们更多接触短视频、社交媒体、播客、即时通讯群组和算法推荐内容，而非主动寻找某家国际广播机构。 竞争空间因此从媒体机构本身，扩展到整个信息环境。罗杰斯提出加强短视频、播客等形式，并强调受众研究和预测性人工智能，目的不只是增加几个栏目，而是把传播入口前移到受众日常使用的平台。未来竞争的关键，不再只是“美国之音有多少听众”，而是内容能否进入一个人每天刷手机、听播客、加入社群时面对的信息流。 二、从“面向公众”转向“寻找具体受众” 过去国际广播多面向一个国家或语言区域的广大公众。数字平台打破了这种大众传播逻辑。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年龄、职业、文化背景的人，往往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信息环境中。 罗杰斯特别提到“海外侨民社群聊天群”（diaspora group chats），这一点值得注意。 进入已有社会关系网络，与在电视上播放节目，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传播关系。前者需要精确了解目标群体是谁、关心什么、使用什么语言，以及他们为什么愿意接收信息。这也是她反复强调受众研究和效果测量的原因。 国际传播正从“我有什么内容可以传播”，转向“我要影响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哪里？他们通过什么方式获取信息？” 三、从“媒体传播”走向“外交与传播协同” 罗杰斯目前负责国务院公共外交，同时被提名领导USAGM。如果这一安排最终落地，她将同时处于美国公共外交和国际媒体体系的两个关键位置。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姆·里施认为，这有利于政府在行动与信息之间形成更强协调。 过去，公共外交与USAGM虽有目标交集，但运行逻辑相对独立。现在，美国希望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让外交政策与国际传播更紧密地协同。这也解释了为何罗杰斯把应对中国宣传同时放在公共外交和USAGM工作中讨论。 结语：真正改变的，是“反击”所处的位置...
毕研韬出席“中国（海南）-东盟2026智库论坛”专题研讨会
2026年9月17日上午，中国（海南）-东盟2026智库论坛的重要活动之一——向海图强的形势与路径专题研讨会在海口举行。 作者：唐摩崖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7日 50位优秀论文作者应邀参加研讨会，其中20位作者围绕蓝色经济合作、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制度型开放等作交流发言。 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出席研讨会，并就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潜在风险与对策做了专题汇报，受到与会者认可与好评。这项研究是由毕教授与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唐玥宸博士共同完成的。 本次论坛由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海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南海研究院、华阳海洋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据悉，中国（海南）-东盟智库论坛已连续举办十届。
新加坡防长：国际传播的终点是什么？
国际传播的最高价值不是消除分歧，而是在分歧无法消除时，仍能保持相互理解、稳定彼此预期、维持基本信任。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9月17日 国际传播的终点是什么？是让世界听见自己的声音，是争取国际舆论，还是塑造国家形象？ 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近期连续谈到“战略互信”，提供了一个值得国际传播界思考的命题：传播更深层的价值，是让彼此建立并保持战略信任。 9月11日，陈振声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谈到当前国际安全环境。他用一句非常直白的话概括今天的“安全困境”：“你的安全，是我的不安全；那我的安全，是你的不安全。”一个国家为了增强自身安全而增加军事能力，可能反过来使其他国家产生不安全感，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在他看来，突破这种安全困境的关键，是建立“深度互信”。 这个判断值得国际传播学界关注。 一、实力可以观察，但意图必须沟通 陈振声在专访中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分：军事实力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重要指标，但比实力更重要的是实力背后的意图。 实力相对容易观察和评估，意图却不同。一个国家拥有多少军舰、飞机和导弹，可以通过公开信息、卫星图像等方式进行判断；但是，它为什么要拥有这些能力、准备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些能力，以及它如何看待其他国家，却无法单纯通过观察实力得出结论。 意图需要沟通。因此，陈振声说，各国应该“多交流、多接触”，以减少误判和误解，巩固互信基础。 这触及了国际传播最基本、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传播不仅是在传递信息，更是在帮助对方理解自己的意图。 如果双方只能看到对方不断增加的能力，却无法理解对方为什么这样做，安全就可能陷入“以己度人”的循环。 二、信任不是一次传播形成的 陈振声特别强调，建立互信需要时间和耐心，而且对已经形成的信任也不能掉以轻心。 这意味着，信任不是一场国际传播活动、一次高层访问或者一次新闻发布会能够制造出来的。 信任来自长期一致的言行。 一个国家今天说什么、明天做什么；在顺境中如何行动，在分歧中如何回应；是否遵守已经形成的机制；是否能够让其他国家对自己的行为形成稳定预期——这些都会成为对方判断其可信度的依据。 因此，国际传播如果只重视“传播出去什么”，而忽略“传播之后对方形成了什么预期”，其传播效果就可能被高估。 三、9月16日，他又谈到了“信任的脆弱性” 在9月16日举行的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上，陈振声进一步强调战略信任的重要性。 他指出，当前国际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各国都在寻求增强自身安全，但一个国家采取的安全措施，也可能被其他国家理解为威胁，从而形成新的安全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