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关注：AI正在重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
AI正在从教学工具进入新闻传播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中国传媒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探索，正在成为这一变化的两个观察窗口。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9日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传统边界。近两年，路透社、法国《世界报》和Rest of World等国际媒体相继报道中国高校的AI教育改革。其中，位于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尤为值得关注：前者已经开始通过专业调整回应AI带来的传媒业变化，后者则将AI逐步引入新闻传播教学和研究。两所大学的探索，显示出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中国传媒大学：AI进入专业设置 2026年6月，法国《世界报》报道中国高校正在因AI而重新调整课程和专业，将中国传媒大学作为重点案例。 报道指出，中国传媒大学是中国重要的传媒与艺术类高校。2025年，该校取消摄影、漫画、新媒体艺术、视觉传达设计和服装设计等五个专业，同时关闭部分经管、理工和人文学科专业，并增加与智能技术相关的培养方向。报道将这一调整放在中国高校整体回应AI和未来就业市场变化的背景下。 Rest of World进一步报道了中国高校减少传统人文和语言专业、增加AI相关专业的现象，也把中国传媒大学作为典型案例。报道特别提到，该校新增“智能影像艺术”等AI融合专业；与此同时，原有的斯瓦希里语翻译课程也进行了重新设计，教学目标从单纯训练翻译能力转向培养学生使用、管理和评价AI翻译工具的能力。 这表明，AI对新闻传播教育的影响已经不只是“增加一门AI课程”，而是开始触及专业设置、课程目标和人才能力结构。 中国人民大学：AI进入新闻传播教育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提供了另一种路径。 2025年2月，路透社报道中国多所大学迅速推出DeepSeek相关课程和教学应用，其中提到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将DeepSeek应用于多个领域的教学、科研和校园办公。路透社将这一变化置于中国高校加快AI教育和培养数字时代人才的大背景下。 对于新闻传播教育而言，中国人民大学的变化还有更直接的意义。2025年，该校新闻学院院长周勇在新闻传播学科论坛上专门讨论AI对新闻传播教育的影响，提出新闻传播人才需要提高AI素养、合理利用AI工具改进教学，并探索“人机协同”的知识体系。他同时强调AI存在质量和效果方面的局限，需要保持人的主体作用。 这意味着，AI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教育中的角色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外部技术工具，而开始进入教学方法、人才能力和学科知识体系的讨论。 两所大学的示范意义 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路径并不完全相同。 中国传媒大学首先从专业结构和课程内容入手，回应的是AI正在改变传媒行业以及传统传媒技能的现实；中国人民大学则更多从人才培养和知识体系入手，讨论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在AI时代需要掌握什么能力，以及人与机器如何形成新的协作关系。 两所大学都位于北京，但其探索并不意味着AI重构新闻传播教育只发生在北京。路透社报道显示，中国多所高校已经开始将DeepSeek等生成式AI工具用于教学和科研；与此同时，中国其他新闻传播院校也在推进智能传播、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交叉培养等探索。 因此，目前更值得关注的并不是究竟有多少所新闻传播学院开设了AI相关课程，而是AI正在改变新闻传播教育什么。...
海外关注：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发布“寰舆智应”
2026年4月12日，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软件工程学院联合发布“寰舆智应大模型1.0”。这一系统的出现引起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等海外研究机构的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8日 与一般的AI内容生成工具不同，“寰舆智应”试图回答一个更具体的问题：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一条国际传播信息可能产生什么反应？传播者又应当如何据此调整信息？这正是该系统受到海外关注的主要原因。 一、不只是生成内容，而是模拟受众反应 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官网将“寰舆智应大模型”列为学院自主研发成果，并将其与“世界看中国”全球公众对华认知跨国调研工程并列介绍。 据2026年4月信息，“寰舆智应大模型1.0”主要用于国际传播场景中的舆情模拟与决策支持。 其基本思路与传统的AI写稿有所不同。传统生成式AI主要解决“说什么、怎么写”的问题，而“寰舆智应”进一步加入了“对方可能如何理解和反应”的模拟环节。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9月18日发表文章指出，该系统据称构建了覆盖18个国家、超过1万名模拟用户的“虚拟人口”，用于模拟外国受众和媒体对事件及传播信息的可能反应。 换句话说，它尝试把“受众”也纳入AI模型。 二、海外为什么特别关注？ ASPI关注的是它所代表的国际传播技术路径。 据ASPI介绍，“寰舆智应”所使用的数据包括中山大学“世界看中国”跨国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以及公开社交媒体数据。其公开调查第一阶段涉及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马来西亚、法国和南非等8个国家。 这些数据被用于构建具有不同社会属性、价值观和政治态度的模拟用户。系统随后模拟外国媒体报道及受众反应，再生成中方回应文本。 因此，它形成了一条与传统国际传播有所不同的技术链条：跨国调查→构建虚拟受众→模拟媒体报道→模拟公众反应→调整传播回应。 ASPI将其比作传播信息投入现实环境之前的“风洞实验”：先在模拟环境中测试，再根据结果进行调整。这个比喻准确地指出了其技术思路的一个重要变化——AI不只是传播内容的生产工具，也开始成为传播效果的预测和测试工具。 三、从受众分析走向受众建模 国际传播长期重视受众研究。过去，传播者主要通过跨国调查、焦点小组、舆情监测等方式了解外国受众，然后据此调整传播策略。 “寰舆智应”所探索的，是把这一过程进一步模型化、计算化。 如果传统国际传播研究是在问“法国公众怎么看中国”“澳大利亚年轻人关注什么”，那么“寰舆智应”进一步尝试问：“如果面对同一条信息，不同类型的法国人、澳大利亚人可能分别作何反应？” 这意味着国际传播中的“分众”可能进入新的阶段：从依据调查结果进行经验性的受众区分，走向利用数据和人工智能构建动态的“虚拟受众”。 这是“寰舆智应”最值得传播学界关注的地方。 四、“能够模拟”不等于“能够准确预测”...
美国：中国试图改变国际信息秩序
近年来，美国部分智库、政府机构、国会相关机构和研究人员对中国国际传播的观察，逐渐从“如何讲述中国”延伸到“中国如何塑造全球信息环境”。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8月28日 在这些研究中，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判断是：中国正在通过媒体、数字平台、国际合作和新技术扩大自身在全球信息领域的影响力，并希望在国际信息秩序的重塑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美国国务院：从“对外宣传”到“重塑全球信息环境” 2023年，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寻求重塑全球信息环境》报告，直接使用了“重塑全球信息环境”（reshape the global information environment）这一表述。 报告认为，中国正在建设覆盖媒体、数字平台、国际组织和中文媒体等多个领域的全球信息体系，其目的不仅是扩大中国信息的国际传播，也包括提高中国在全球信息环境中的影响力。报告特别提到五个方面：宣传与信息管理、数字技术、国际组织和双边合作、与海外社会各界的互动，以及中文媒体。 二、美国国会：关注中国对海外媒体环境的参与 美国—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近年来持续研究中国的对外传播活动。相关研究认为，中国正在通过与当地媒体开展内容合作、媒体培训、投资当地媒体以及利用社交媒体等方式扩大海外传播能力。这使美国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从“中国媒体传播什么”，进一步延伸到“中国如何参与当地媒体和信息生态”。 三、美国智库：关注中国如何进入当地信息环境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研究则把这一变化放到了更大的全球影响力框架中。该中心2026年的一篇研究指出，中国过去二十年逐步建立起由经济合作、媒体、卫生外交和数字投资等构成的相互联系的影响网络，而且这种布局越来越深入当地社会和地方层面。 这意味着，美国研究者关注的已经不仅是中国媒体“传播什么”，也包括中国通过哪些网络进入当地信息环境。传播主体、传播渠道和社会关系网络之间的联系，成为新的观察重点。 四、美国情报机构：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传播方式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2026年《年度威胁评估》认为，中国是人工智能领域最具能力的竞争者之一，并特别关注AI对网络空间和信息活动的影响。 虽然该报告并未将中国所有国际传播活动作同一性质的判断，但美国情报界已经把人工智能、信息环境和国家竞争放在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中观察。AI生成内容、智能化传播以及针对不同受众进行信息适配，由此成为新的研究议题。 五、为什么认为中国试图改变国际信息秩序？ 在美国研究者看来，当相关因素相互连接之后，中国的国际传播就不再只是向海外“发送信息”，而开始具有参与当地信息环境、国际议题设置以及全球传播规则讨论的能力。 因此，美国相关报告更多使用“seek” “reshape”...
TikTok争端：“中国血统”是“原罪”？
TikTok争端表面上是数据安全之争，深层却涉及所有权、法律管辖、国家安全与制度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2日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TikTok有没有风险，而是为什么同样的数据风险，在不同的平台、所有权和地缘政治关系下，会被赋予不同的安全意义？ 一、十周年争议：“边骂边用”的悖论 2026年9月20日，TikTok迎来上线十周年。法国《世界报》在相关报道中提出了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TikTok为什么会成为欧美监管者的重点对象？报道将其追溯到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平台的中国血统。 政治人物一边批评TikTok，一边使用TikTok，言论与行动形成了明显反差。这种“边骂边用”现象并非法国独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盟机构等，都曾针对政府公务设备上的TikTok采取限制措施，但并不全面禁止公众使用TikTok。加拿大政府明确将这一措施解释为保护政府信息和网络安全；英国政府当年采取的也是针对政府电子设备的预防性禁令。 政治传播需要接近TikTok庞大的年轻用户群体，而国家安全又要求政府系统与这一平台保持距离，这正是“边骂边用”现象背后的制度张力。 二、真正的争议：风险究竟来自哪里？ TikTok的争议核心，并不是“社交平台会不会收集数据”。 几乎所有大型数字平台都在收集用户数据。真正引发欧美政府担忧的，是TikTok背后的所有权、法律管辖以及由此产生的数据和平台控制风险。 美国政府长期强调，ByteDance的中国背景以及中国有关国家安全、国家情报的法律制度，使其担心中国政府可能通过企业关系获得数据或者影响平台运行。2024年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律，要求TikTok美国业务实现“合格剥离”，并将脱离外国对手控制作为继续运营的重要条件。 此后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2025年9月，美国政府确认一项新的美国合资架构符合“合格剥离”要求；2026年1月，TikTok USDS Joint Venture LLC正式成立，由美国投资者持有多数权益，ByteDance保留19.9%的股份。新的合资企业负责美国用户数据、应用安全、算法安全和内容审核等事项。 因此，美国争议的焦点已经非常清楚：问题并不仅仅是“数据存在哪里”，还包括“谁拥有平台”“谁能够控制算法”“谁能够决定数据如何流动”。美国最终选择的解决方案，不是简单删除TikTok，而是试图通过改变所有权和控制结构来降低国家安全风险。 三、数据风险并不是TikTok独有 问题在于，并非只有TikTok存在数据安全风险。 Facebook曾发生剑桥分析事件，大量用户数据被用于政治画像；Facebook还曾出现超过5.3亿用户数据被抓取并公开传播的事件。Snapchat曾因API漏洞导致约460万用户的用户名和电话号码被暴露。Twitter/X也发生过通过API将电话号码、电子邮箱与账户信息进行匹配的安全事件。 这些事件说明，商业平台的数据滥用、违规访问和安全漏洞，并不是某一家公司的特殊问题。不同平台当然存在风险程度、发生原因和责任性质上的差异，但“平台能够掌握大量个人数据”本身已经成为数字社会的普遍结构性问题。 TikTok的特殊性因此不应简单理解为“它收集的数据特别危险”，而应理解为：它所处的所有权结构和地缘政治关系，使普通的数据安全问题进一步被解释成了国家安全问题。...
路透研究所：社交平台已成为人们的首要新闻来源
报告显示，人们越来越不直接到新闻机构寻找新闻，而越来越多地在社交平台、视频平台以及其他数字平台上接触新闻。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2日 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对48个市场、近10万名新闻消费者进行了调查，并于日前发布了《2026数字新闻报告》。 一、54%：新闻消费渠道出现新变化 报告最引人关注的数据是：全球有54%的受访者每周通过社交平台和视频网络获取新闻。 这一比例首次超过新闻机构网站和App（51%），也略高于电视新闻（52%）。 从全球平均水平看，社交平台和视频网络第一次成为人们获取新闻的首要渠道。 这个变化并不意味着电视和新闻网站突然失去了作用。报告特别指出，54%与电视新闻52%之间只有2个百分点的差距，需要谨慎解读。 但从较长时间看，趋势更加清楚：自2020年以来，电视作为新闻来源下降了13个百分点，新闻机构自己的网站和App下降了12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社交平台和视频网络的使用并没有出现类似幅度的下降。结果是，随着传统新闻渠道持续减少，第三方平台逐渐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 二、人们正在更多“看新闻”，而不只是“读新闻”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视频。 2026年，全球77%的受访者每周观看在线视频新闻。在报告覆盖的48个市场中，有45个市场观看在线视频新闻的人已经超过观看电视新闻的人。 这种变化并不是简单地把电视新闻搬到网上。YouTube、Instagram、TikTok等平台正在成为新闻视频的重要消费场景。 报告显示，全球每周通过Facebook获取新闻的人达到43%，YouTube为34%，Instagram为26%，TikTok为20%。其中，TikTok虽然基数相对较小，但增长速度最快。 这意味着，新闻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原本用于娱乐、社交和观看短视频的日常数字环境。换言之，受众未必是专门去寻找新闻，而可能是在浏览其他内容时遇到新闻。...
中国成立“边疆国际传播研究联盟”
首届“边疆国际传播论坛暨学术论文工作坊”近日在云南大学举行。会议期间，“边疆国际传播研究联盟”发起成立，并发布《边疆国际传播研究倡议》。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9月21日 倡议由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与社会》编辑部发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等22所高校、研究机构共同发起。 《边疆国际传播研究倡议》提出，相关研究应立足中国边疆，面向周边国家，联通全球传播网络，推动研究从个案描述走向理论建构，从单向传播研究拓展至跨境关系、文化转译、平台传播和日常交往研究。倡议强调，应加强对周边国家政治社会环境、媒体生态、受众需求和舆论结构的研究，推动中国边疆经验进入国际学术对话。
美国将改变“对抗”中国外宣的方式
为更有效地对抗中国外宣，美国正试图改造传统国际广播体系，建造适应数字平台、锚定精准受众，并与外交协同的传播模式。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1日 特朗普已提名国务院公共外交副国务卿莎拉·罗杰斯（Sarah B. Rogers）出任“美国全球媒体署”（USAGM）首席执行官。 美国全球媒体署是美国联邦政府负责国际广播的独立机构。它下辖美国之音，并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等机构提供资助，主要向海外受众，尤其是信息受限地区提供新闻与信息。 在7月30日的听证会上，罗杰斯明确指出，中国具有侵略性，正在扩大对外宣传，而对抗这一敌意性的宣传是她公共外交工作的核心。 从她目前的公开表态看，美国准备调整的，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一、从“拥有媒体”转向“进入信息环境” 传统国际传播依赖自有渠道：广播、电视、网站等。这种模式曾有较强覆盖力，但今天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已根本改变。人们更多接触短视频、社交媒体、播客、即时通讯群组和算法推荐内容，而非主动寻找某家国际广播机构。 竞争空间因此从媒体机构本身，扩展到整个信息环境。罗杰斯提出加强短视频、播客等形式，并强调受众研究和预测性人工智能，目的不只是增加几个栏目，而是把传播入口前移到受众日常使用的平台。未来竞争的关键，不再只是“美国之音有多少听众”，而是内容能否进入一个人每天刷手机、听播客、加入社群时面对的信息流。 二、从“面向公众”转向“寻找具体受众” 过去国际广播多面向一个国家或语言区域的广大公众。数字平台打破了这种大众传播逻辑。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年龄、职业、文化背景的人，往往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信息环境中。 罗杰斯特别提到“海外侨民社群聊天群”（diaspora group chats），这一点值得注意。 进入已有社会关系网络，与在电视上播放节目，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传播关系。前者需要精确了解目标群体是谁、关心什么、使用什么语言，以及他们为什么愿意接收信息。这也是她反复强调受众研究和效果测量的原因。 国际传播正从“我有什么内容可以传播”，转向“我要影响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哪里？他们通过什么方式获取信息？” 三、从“媒体传播”走向“外交与传播协同” 罗杰斯目前负责国务院公共外交，同时被提名领导USAGM。如果这一安排最终落地，她将同时处于美国公共外交和国际媒体体系的两个关键位置。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姆·里施认为，这有利于政府在行动与信息之间形成更强协调。 过去，公共外交与USAGM虽有目标交集，但运行逻辑相对独立。现在，美国希望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让外交政策与国际传播更紧密地协同。这也解释了为何罗杰斯把应对中国宣传同时放在公共外交和USAGM工作中讨论。 结语：真正改变的，是“反击”所处的位置...
海外关注：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发布“寰舆智应”
2026年4月12日，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软件工程学院联合发布“寰舆智应大模型1.0”。这一系统的出现引起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等海外研究机构的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8日 与一般的AI内容生成工具不同，“寰舆智应”试图回答一个更具体的问题：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一条国际传播信息可能产生什么反应？传播者又应当如何据此调整信息？这正是该系统受到海外关注的主要原因。 一、不只是生成内容，而是模拟受众反应 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官网将“寰舆智应大模型”列为学院自主研发成果，并将其与“世界看中国”全球公众对华认知跨国调研工程并列介绍。 据2026年4月信息，“寰舆智应大模型1.0”主要用于国际传播场景中的舆情模拟与决策支持。 其基本思路与传统的AI写稿有所不同。传统生成式AI主要解决“说什么、怎么写”的问题，而“寰舆智应”进一步加入了“对方可能如何理解和反应”的模拟环节。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9月18日发表文章指出，该系统据称构建了覆盖18个国家、超过1万名模拟用户的“虚拟人口”，用于模拟外国受众和媒体对事件及传播信息的可能反应。 换句话说，它尝试把“受众”也纳入AI模型。 二、海外为什么特别关注？ ASPI关注的是它所代表的国际传播技术路径。 据ASPI介绍，“寰舆智应”所使用的数据包括中山大学“世界看中国”跨国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以及公开社交媒体数据。其公开调查第一阶段涉及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马来西亚、法国和南非等8个国家。 这些数据被用于构建具有不同社会属性、价值观和政治态度的模拟用户。系统随后模拟外国媒体报道及受众反应，再生成中方回应文本。 因此，它形成了一条与传统国际传播有所不同的技术链条：跨国调查→构建虚拟受众→模拟媒体报道→模拟公众反应→调整传播回应。 ASPI将其比作传播信息投入现实环境之前的“风洞实验”：先在模拟环境中测试，再根据结果进行调整。这个比喻准确地指出了其技术思路的一个重要变化——AI不只是传播内容的生产工具，也开始成为传播效果的预测和测试工具。 三、从受众分析走向受众建模 国际传播长期重视受众研究。过去，传播者主要通过跨国调查、焦点小组、舆情监测等方式了解外国受众，然后据此调整传播策略。 “寰舆智应”所探索的，是把这一过程进一步模型化、计算化。 如果传统国际传播研究是在问“法国公众怎么看中国”“澳大利亚年轻人关注什么”，那么“寰舆智应”进一步尝试问：“如果面对同一条信息，不同类型的法国人、澳大利亚人可能分别作何反应？” 这意味着国际传播中的“分众”可能进入新的阶段：从依据调查结果进行经验性的受众区分，走向利用数据和人工智能构建动态的“虚拟受众”。 这是“寰舆智应”最值得传播学界关注的地方。 四、“能够模拟”不等于“能够准确预测”...
美国：中国试图改变国际信息秩序
近年来，美国部分智库、政府机构、国会相关机构和研究人员对中国国际传播的观察，逐渐从“如何讲述中国”延伸到“中国如何塑造全球信息环境”。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8月28日 在这些研究中，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判断是：中国正在通过媒体、数字平台、国际合作和新技术扩大自身在全球信息领域的影响力，并希望在国际信息秩序的重塑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美国国务院：从“对外宣传”到“重塑全球信息环境” 2023年，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寻求重塑全球信息环境》报告，直接使用了“重塑全球信息环境”（reshape the global information environment）这一表述。 报告认为，中国正在建设覆盖媒体、数字平台、国际组织和中文媒体等多个领域的全球信息体系，其目的不仅是扩大中国信息的国际传播，也包括提高中国在全球信息环境中的影响力。报告特别提到五个方面：宣传与信息管理、数字技术、国际组织和双边合作、与海外社会各界的互动，以及中文媒体。 二、美国国会：关注中国对海外媒体环境的参与 美国—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近年来持续研究中国的对外传播活动。相关研究认为，中国正在通过与当地媒体开展内容合作、媒体培训、投资当地媒体以及利用社交媒体等方式扩大海外传播能力。这使美国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从“中国媒体传播什么”，进一步延伸到“中国如何参与当地媒体和信息生态”。 三、美国智库：关注中国如何进入当地信息环境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研究则把这一变化放到了更大的全球影响力框架中。该中心2026年的一篇研究指出，中国过去二十年逐步建立起由经济合作、媒体、卫生外交和数字投资等构成的相互联系的影响网络，而且这种布局越来越深入当地社会和地方层面。 这意味着，美国研究者关注的已经不仅是中国媒体“传播什么”，也包括中国通过哪些网络进入当地信息环境。传播主体、传播渠道和社会关系网络之间的联系，成为新的观察重点。 四、美国情报机构：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传播方式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2026年《年度威胁评估》认为，中国是人工智能领域最具能力的竞争者之一，并特别关注AI对网络空间和信息活动的影响。 虽然该报告并未将中国所有国际传播活动作同一性质的判断，但美国情报界已经把人工智能、信息环境和国家竞争放在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中观察。AI生成内容、智能化传播以及针对不同受众进行信息适配，由此成为新的研究议题。 五、为什么认为中国试图改变国际信息秩序？ 在美国研究者看来，当相关因素相互连接之后，中国的国际传播就不再只是向海外“发送信息”，而开始具有参与当地信息环境、国际议题设置以及全球传播规则讨论的能力。 因此，美国相关报告更多使用“seek” “reshape”...
国际传播学者应具备8项基本素质
国际传播不只是“讲好故事”的技术，也不只是地缘博弈的工具，它要求研究者同时具备理解世界、理解传播和进入现实的综合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6日 国际传播正在成为理解国际关系、国家发展和全球社会的重要入口。与此同时，这一领域也越来越容易被简单化：有人把国际传播理解为“讲好故事”，有人把它等同于跨文化传播，也有人将其视为国家形象塑造或舆论竞争，甚至有人将其理解为地缘博弈的工具。 这些理解都触及国际传播的某个侧面，却不足以构成完整的学科视野。如简单化理解国际传播，在理论上存在局限，在实践中则可能产生偏差甚至带来负面后果。 今天，国际传播学者面对的不是一个单纯的媒介问题，而是一个由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数字技术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 因此，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学者，需要具备超越单一学科和单一叙事的综合素养。具体而言，应努力获取以下八项基本素质。 一、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素养 国际传播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信息交换，而是发生在国家利益、权力关系、地缘政治和国际制度之中的社会实践。国家为什么传播、向谁传播、传播什么，以及传播为什么产生不同效果，往往都与国际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因此，国际传播学者至少应理解国际体系、权力政治、软实力、公共外交、战略叙事、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等基本概念。只有把传播现象放回真实的国际关系之中，才能避免把复杂的政治问题简单化为传播技巧问题。 二、传播学与跨学科理论素养 国际政治是国际传播的结构性背景，而传播学是国际传播学者的专业根基。 国际传播学者不能只会分析国际政治，也必须能真正理解传播的基本规律，包括媒介、受众、框架、议程、认知、说服、信任、舆论、社会网络以及意义建构等。 与此同时，国际传播本身具有高度跨学科特征。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经济学和区域研究，都可能成为解释具体传播现象的重要知识工具。 三、全球视野与去中心化能力 国际传播研究尤其需要警惕“中心化”思维。 所谓全球视野，并不是简单地增加几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而是能够意识到世界存在多个知识、权力和经验中心。既不能把西方经验自动视为普遍标准，也不能以任何单一国家或文明的经验解释整个世界。 真正的全球视野，是能够从不同主体的位置观察同一个传播事件，理解不同社会对安全、利益、秩序、公平和正当性的不同理解。 四、跨文化与区域研究能力 全球视野解决的是“如何看世界”，跨文化和区域研究解决的则是“能否真正看懂一个具体社会”。 国际传播中的“受众”从来不是一个抽象概念。不同国家的历史记忆、政治制度、宗教传统、社会结构、媒体生态和文化心理，都会影响人们对同一信息的理解。 因此，语言能力固然重要，但仅仅掌握外语还不够。真正成熟的国际传播研究，需要进入具体区域和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之中。 五、实证研究与证据判断能力...
AI越透明，为什么有时越不被信任？
生成式AI带来了一个反常识的难题：当传播者主动告知受众“这段内容由AI生成”，有时反而会削弱受众对传播者的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25日 2025年，奥利弗•席尔克（Oliver Schilke）与马丁•赖曼（Martin Reimann）在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刊发的研究，依托13项实验、4093名受试者的数据发现：在各类任务与职业场景中，主动披露AI使用情况的主体，总体获得的信任评价低于未披露主体。研究者认为，其中一项核心机制，是受众会重新评判传播者的合法性。 由此引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倘若透明会增加信任成本，我们是否仍应当要求传播者保持透明？ 一、AI披露为何会改变信任判断？ AI披露所改变的，不只是受众对技术的认知，更是受众评判传播者的逻辑。 当人们知晓内容有AI参与生成，便可能产生追问：这项工作究竟是谁实际完成？人的参与占比有多少？传播者是否承担了足够责任？这份内容究竟代表谁的立场？ 受众的关注点，便有可能从“内容本身是否可信” 转向“传播者本身是否值得信任”。 席尔克与赖曼的研究表明，这类信任下降并非单纯的“算法厌恶”。即便调整披露形式，或将AI披露设置为自愿或强制模式，信任损耗依旧存在；倘若AI的使用并非传播者主动披露，而是由第三方揭发，信任受损的程度会更为严重。 这揭示出一处关键差异：主动披露AI使用，可能造成即时信任下滑，但刻意隐瞒AI使用，会带来更大的长期信任风险。这正是AI透明度议题最值得研讨的核心。 二、选择“不披露”，问题是否会更加严重？ 设想一种极端情形：由于披露AI会降低信任，越来越多机构、媒体、企业与个人选择不予披露。 短期来看，他们或许可以规避AI披露带来的信任损失，但从长期视角，会催生更为复杂的后果。 受众所见内容看似为人类创作，实则越来越多地经由机器参与生产；受众无法分辨哪些内容经过AI生成、改写或筛选。...
TikTok争端：“中国血统”是“原罪”？
TikTok争端表面上是数据安全之争，深层却涉及所有权、法律管辖、国家安全与制度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2日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TikTok有没有风险，而是为什么同样的数据风险，在不同的平台、所有权和地缘政治关系下，会被赋予不同的安全意义？ 一、十周年争议：“边骂边用”的悖论 2026年9月20日，TikTok迎来上线十周年。法国《世界报》在相关报道中提出了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TikTok为什么会成为欧美监管者的重点对象？报道将其追溯到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平台的中国血统。 政治人物一边批评TikTok，一边使用TikTok，言论与行动形成了明显反差。这种“边骂边用”现象并非法国独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盟机构等，都曾针对政府公务设备上的TikTok采取限制措施，但并不全面禁止公众使用TikTok。加拿大政府明确将这一措施解释为保护政府信息和网络安全；英国政府当年采取的也是针对政府电子设备的预防性禁令。 政治传播需要接近TikTok庞大的年轻用户群体，而国家安全又要求政府系统与这一平台保持距离，这正是“边骂边用”现象背后的制度张力。 二、真正的争议：风险究竟来自哪里？ TikTok的争议核心，并不是“社交平台会不会收集数据”。 几乎所有大型数字平台都在收集用户数据。真正引发欧美政府担忧的，是TikTok背后的所有权、法律管辖以及由此产生的数据和平台控制风险。 美国政府长期强调，ByteDance的中国背景以及中国有关国家安全、国家情报的法律制度，使其担心中国政府可能通过企业关系获得数据或者影响平台运行。2024年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律，要求TikTok美国业务实现“合格剥离”，并将脱离外国对手控制作为继续运营的重要条件。 此后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2025年9月，美国政府确认一项新的美国合资架构符合“合格剥离”要求；2026年1月，TikTok USDS Joint Venture LLC正式成立，由美国投资者持有多数权益，ByteDance保留19.9%的股份。新的合资企业负责美国用户数据、应用安全、算法安全和内容审核等事项。 因此，美国争议的焦点已经非常清楚：问题并不仅仅是“数据存在哪里”，还包括“谁拥有平台”“谁能够控制算法”“谁能够决定数据如何流动”。美国最终选择的解决方案，不是简单删除TikTok，而是试图通过改变所有权和控制结构来降低国家安全风险。 三、数据风险并不是TikTok独有 问题在于，并非只有TikTok存在数据安全风险。 Facebook曾发生剑桥分析事件，大量用户数据被用于政治画像；Facebook还曾出现超过5.3亿用户数据被抓取并公开传播的事件。Snapchat曾因API漏洞导致约460万用户的用户名和电话号码被暴露。Twitter/X也发生过通过API将电话号码、电子邮箱与账户信息进行匹配的安全事件。 这些事件说明，商业平台的数据滥用、违规访问和安全漏洞，并不是某一家公司的特殊问题。不同平台当然存在风险程度、发生原因和责任性质上的差异，但“平台能够掌握大量个人数据”本身已经成为数字社会的普遍结构性问题。 TikTok的特殊性因此不应简单理解为“它收集的数据特别危险”，而应理解为：它所处的所有权结构和地缘政治关系，使普通的数据安全问题进一步被解释成了国家安全问题。...
路透研究所：社交平台已成为人们的首要新闻来源
报告显示，人们越来越不直接到新闻机构寻找新闻，而越来越多地在社交平台、视频平台以及其他数字平台上接触新闻。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2日 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对48个市场、近10万名新闻消费者进行了调查，并于日前发布了《2026数字新闻报告》。 一、54%：新闻消费渠道出现新变化 报告最引人关注的数据是：全球有54%的受访者每周通过社交平台和视频网络获取新闻。 这一比例首次超过新闻机构网站和App（51%），也略高于电视新闻（52%）。 从全球平均水平看，社交平台和视频网络第一次成为人们获取新闻的首要渠道。 这个变化并不意味着电视和新闻网站突然失去了作用。报告特别指出，54%与电视新闻52%之间只有2个百分点的差距，需要谨慎解读。 但从较长时间看，趋势更加清楚：自2020年以来，电视作为新闻来源下降了13个百分点，新闻机构自己的网站和App下降了12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社交平台和视频网络的使用并没有出现类似幅度的下降。结果是，随着传统新闻渠道持续减少，第三方平台逐渐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 二、人们正在更多“看新闻”，而不只是“读新闻”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视频。 2026年，全球77%的受访者每周观看在线视频新闻。在报告覆盖的48个市场中，有45个市场观看在线视频新闻的人已经超过观看电视新闻的人。 这种变化并不是简单地把电视新闻搬到网上。YouTube、Instagram、TikTok等平台正在成为新闻视频的重要消费场景。 报告显示，全球每周通过Facebook获取新闻的人达到43%，YouTube为34%，Instagram为26%，TikTok为20%。其中，TikTok虽然基数相对较小，但增长速度最快。 这意味着，新闻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原本用于娱乐、社交和观看短视频的日常数字环境。换言之，受众未必是专门去寻找新闻，而可能是在浏览其他内容时遇到新闻。...
海外关注：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发布“寰舆智应”
2026年4月12日，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软件工程学院联合发布“寰舆智应大模型1.0”。这一系统的出现引起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等海外研究机构的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8日 与一般的AI内容生成工具不同，“寰舆智应”试图回答一个更具体的问题：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一条国际传播信息可能产生什么反应？传播者又应当如何据此调整信息？这正是该系统受到海外关注的主要原因。 一、不只是生成内容，而是模拟受众反应 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官网将“寰舆智应大模型”列为学院自主研发成果，并将其与“世界看中国”全球公众对华认知跨国调研工程并列介绍。 据2026年4月信息，“寰舆智应大模型1.0”主要用于国际传播场景中的舆情模拟与决策支持。 其基本思路与传统的AI写稿有所不同。传统生成式AI主要解决“说什么、怎么写”的问题，而“寰舆智应”进一步加入了“对方可能如何理解和反应”的模拟环节。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9月18日发表文章指出，该系统据称构建了覆盖18个国家、超过1万名模拟用户的“虚拟人口”，用于模拟外国受众和媒体对事件及传播信息的可能反应。 换句话说，它尝试把“受众”也纳入AI模型。 二、海外为什么特别关注？ ASPI关注的是它所代表的国际传播技术路径。 据ASPI介绍，“寰舆智应”所使用的数据包括中山大学“世界看中国”跨国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以及公开社交媒体数据。其公开调查第一阶段涉及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马来西亚、法国和南非等8个国家。 这些数据被用于构建具有不同社会属性、价值观和政治态度的模拟用户。系统随后模拟外国媒体报道及受众反应，再生成中方回应文本。 因此，它形成了一条与传统国际传播有所不同的技术链条：跨国调查→构建虚拟受众→模拟媒体报道→模拟公众反应→调整传播回应。 ASPI将其比作传播信息投入现实环境之前的“风洞实验”：先在模拟环境中测试，再根据结果进行调整。这个比喻准确地指出了其技术思路的一个重要变化——AI不只是传播内容的生产工具，也开始成为传播效果的预测和测试工具。 三、从受众分析走向受众建模 国际传播长期重视受众研究。过去，传播者主要通过跨国调查、焦点小组、舆情监测等方式了解外国受众，然后据此调整传播策略。 “寰舆智应”所探索的，是把这一过程进一步模型化、计算化。 如果传统国际传播研究是在问“法国公众怎么看中国”“澳大利亚年轻人关注什么”，那么“寰舆智应”进一步尝试问：“如果面对同一条信息，不同类型的法国人、澳大利亚人可能分别作何反应？” 这意味着国际传播中的“分众”可能进入新的阶段：从依据调查结果进行经验性的受众区分，走向利用数据和人工智能构建动态的“虚拟受众”。 这是“寰舆智应”最值得传播学界关注的地方。 四、“能够模拟”不等于“能够准确预测”...
AI越透明，为什么有时越不被信任？
生成式AI带来了一个反常识的难题：当传播者主动告知受众“这段内容由AI生成”，有时反而会削弱受众对传播者的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25日 2025年，奥利弗•席尔克（Oliver Schilke）与马丁•赖曼（Martin Reimann）在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刊发的研究，依托13项实验、4093名受试者的数据发现：在各类任务与职业场景中，主动披露AI使用情况的主体，总体获得的信任评价低于未披露主体。研究者认为，其中一项核心机制，是受众会重新评判传播者的合法性。 由此引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倘若透明会增加信任成本，我们是否仍应当要求传播者保持透明？ 一、AI披露为何会改变信任判断？ AI披露所改变的，不只是受众对技术的认知，更是受众评判传播者的逻辑。 当人们知晓内容有AI参与生成，便可能产生追问：这项工作究竟是谁实际完成？人的参与占比有多少？传播者是否承担了足够责任？这份内容究竟代表谁的立场？ 受众的关注点，便有可能从“内容本身是否可信” 转向“传播者本身是否值得信任”。 席尔克与赖曼的研究表明，这类信任下降并非单纯的“算法厌恶”。即便调整披露形式，或将AI披露设置为自愿或强制模式，信任损耗依旧存在；倘若AI的使用并非传播者主动披露，而是由第三方揭发，信任受损的程度会更为严重。 这揭示出一处关键差异：主动披露AI使用，可能造成即时信任下滑，但刻意隐瞒AI使用，会带来更大的长期信任风险。这正是AI透明度议题最值得研讨的核心。 二、选择“不披露”，问题是否会更加严重？ 设想一种极端情形：由于披露AI会降低信任，越来越多机构、媒体、企业与个人选择不予披露。 短期来看，他们或许可以规避AI披露带来的信任损失，但从长期视角，会催生更为复杂的后果。 受众所见内容看似为人类创作，实则越来越多地经由机器参与生产；受众无法分辨哪些内容经过AI生成、改写或筛选。...
TikTok争端：“中国血统”是“原罪”？
TikTok争端表面上是数据安全之争，深层却涉及所有权、法律管辖、国家安全与制度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2日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TikTok有没有风险，而是为什么同样的数据风险，在不同的平台、所有权和地缘政治关系下，会被赋予不同的安全意义？ 一、十周年争议：“边骂边用”的悖论 2026年9月20日，TikTok迎来上线十周年。法国《世界报》在相关报道中提出了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TikTok为什么会成为欧美监管者的重点对象？报道将其追溯到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平台的中国血统。 政治人物一边批评TikTok，一边使用TikTok，言论与行动形成了明显反差。这种“边骂边用”现象并非法国独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盟机构等，都曾针对政府公务设备上的TikTok采取限制措施，但并不全面禁止公众使用TikTok。加拿大政府明确将这一措施解释为保护政府信息和网络安全；英国政府当年采取的也是针对政府电子设备的预防性禁令。 政治传播需要接近TikTok庞大的年轻用户群体，而国家安全又要求政府系统与这一平台保持距离，这正是“边骂边用”现象背后的制度张力。 二、真正的争议：风险究竟来自哪里？ TikTok的争议核心，并不是“社交平台会不会收集数据”。 几乎所有大型数字平台都在收集用户数据。真正引发欧美政府担忧的，是TikTok背后的所有权、法律管辖以及由此产生的数据和平台控制风险。 美国政府长期强调，ByteDance的中国背景以及中国有关国家安全、国家情报的法律制度，使其担心中国政府可能通过企业关系获得数据或者影响平台运行。2024年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律，要求TikTok美国业务实现“合格剥离”，并将脱离外国对手控制作为继续运营的重要条件。 此后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2025年9月，美国政府确认一项新的美国合资架构符合“合格剥离”要求；2026年1月，TikTok USDS Joint Venture LLC正式成立，由美国投资者持有多数权益，ByteDance保留19.9%的股份。新的合资企业负责美国用户数据、应用安全、算法安全和内容审核等事项。 因此，美国争议的焦点已经非常清楚：问题并不仅仅是“数据存在哪里”，还包括“谁拥有平台”“谁能够控制算法”“谁能够决定数据如何流动”。美国最终选择的解决方案，不是简单删除TikTok，而是试图通过改变所有权和控制结构来降低国家安全风险。 三、数据风险并不是TikTok独有 问题在于，并非只有TikTok存在数据安全风险。 Facebook曾发生剑桥分析事件，大量用户数据被用于政治画像；Facebook还曾出现超过5.3亿用户数据被抓取并公开传播的事件。Snapchat曾因API漏洞导致约460万用户的用户名和电话号码被暴露。Twitter/X也发生过通过API将电话号码、电子邮箱与账户信息进行匹配的安全事件。 这些事件说明，商业平台的数据滥用、违规访问和安全漏洞，并不是某一家公司的特殊问题。不同平台当然存在风险程度、发生原因和责任性质上的差异，但“平台能够掌握大量个人数据”本身已经成为数字社会的普遍结构性问题。 TikTok的特殊性因此不应简单理解为“它收集的数据特别危险”，而应理解为：它所处的所有权结构和地缘政治关系，使普通的数据安全问题进一步被解释成了国家安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