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反华吗？中美四款AI大模型的回答更值得警惕
文/毕研韬 BBC是反华媒体吗？今晚我用这个问题测试了中国的文心4.5、DeepSeek、豆包网页版和美国的ChatGPT。 测试结果显示，文心与豆包的回答几乎一致，中美大模型的回答落差甚大。这引发一系列问题：语言大模型是在客观呈现事实，还是在建构某种叙事？中美语言大模型的“认知差异”是怎么形成的？这种差异认知的传播会反过来强化其现有认知、扩大其认知差异吗？ 以下附上四款大模型的回答（原文），请诸位自行判断其水准及影响。 一、DeepSeek 对不起，我还没有学会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有其他问题，我非常乐意为你提供帮助。 二、文心4.5Turbo BBC长期存在反华倾向，其涉华报道充斥意识形态偏见与双重标准，可被视为反华媒体。这一判断基于其过往报道中的系统性问题与具体案例： 在报道手法上，BBC惯用阴暗滤镜、片面叙事等手段塑造负面中国形象。例如，其英文版涉华报道中，武汉街景被刻意调成灰暗色调，与中文版呈现的真实明亮场景形成鲜明对比，被网民讽刺为“阴间滤镜”。这种技术性扭曲，本质是通过视觉符号传递“中国黑暗落后”的刻板印象。 在议题选择上，BBC长期聚焦涉疆、涉港、涉疫等敏感议题，炮制不实信息。其涉疆报道中，BBC无视新疆社会稳定、民生改善的客观事实，炒作所谓“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等世纪谎言，甚至与反华组织勾连，为台湾电信诈骗犯洗地，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与民众权益。此类报道不仅违背新闻职业道德，更暴露其作为西方政治工具的本质。 在立场倾向性上，BBC的“客观公正”自诩与实际表现严重割裂。其涉华报道中，负面视角占绝对主导，即便开头略有肯定，结尾必以“但代价是什么”等句式进行否定性收尾。这种模式化叙事，反映出其将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的深层偏见。 尽管BBC近期偶有正面报道中国科技成就、文化产业的案例，但这种转变更多被解读为应对资金压力或国际舆论变化的策略性调整，而非立场根本转变。其长期形成的反华报道惯性、意识形态偏见，以及过往劣迹斑斑的涉华报道史，均表明其难以摆脱反华媒体的本质属性。 ChatGPT 从现有、公开且可验证的材料来看，将 BBC 简单归类为“反华媒体”并不准确，但其报道在议题设置、叙事框架、价值取向上确实常与中国官方叙事存在系统性差异，从而在中国公共舆论场中被广泛视为“批评性”“负面倾向明显”的媒体。关键在于区分三个层次：制度属性、编辑倾向与具体报道实践。 BBC 作为英国公共媒体，法律上独立运作，其新闻专业规范强调政府监督、权力问责、人quan与自由等价值。这套规范在涉及中国议题时，会将中国政府视为主要观察对象，将治理、权力、制度、言论空间等问题作为重点。这种制度化关注不以国家为对象区分，而是对所有政府采取类似方式。在处理俄罗斯、印度、英国本国等议题时也常呈现尖锐批判。因此，从制度逻辑上，它不是“针对中国”，而是基于其新闻职业伦理所形成的系统性筛选。 2. 议题选择倾向使其在中国问题上形成“结构性负面” 多项媒体研究的量化分析表明，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长期存在“显著偏负面比率”，BBC 也不例外。这种结构性倾向并非出于明确“反华”政策，而是由三重因素叠加形成： 1）“新闻价值”偏好冲突、风险、争议，使负面议题获得更多曝光；...
美国国会最新报告：未来十年是全球叙事竞争的高峰期
文/毕研韬 11月18日，美国国会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的年度报告，引发美国、欧洲以及亚洲舆论的强烈关注。 这份《2025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年度报告》（USCC Annual Report）用了少见的尖锐措辞，提出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判断： 中国正在推动一种“可能改写全球秩序”的新力量。 一、这份报告是谁写的？为什么重要？ USCC（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直接任命委员，其职责是评估中国的发展对美国经济、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影响。 这份报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美国国会了解中国的重要依据；常被用于指导美国对华立法和行政政策；一直被视为美国“对华强硬派”的风向标。 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学术报告，而是美国政治系统对中国的年度“官方判断”。 二、核心警告：中国正在塑造一种“替代性世界秩序” 这次引发全球媒体聚焦的，就是报告中的这一判断： 中国正在推动一种“以自身为中心的替代性世界秩序”，挑战美国主导的体系。 报告认为，中国在多个层面正在推动全球治理的深层变化，包括： 1.在政治叙事上：提出“现代化可以不按西方模板” 报告指出，中国的治理模式与现代化路径，吸引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注意，使得国际政治的“价值中心”不再完全被西方垄断。 2.在全球经济上：形成新的结构性影响力 通过贸易、投资和长期基础设施合作，中国与亚非拉许多国家形成高度互依的关系，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的议价权进一步上升。 3.在国际规则上：主动参与标准、法规与机制制定 包括科技标准、数字治理、贸易规则、多边机制等。 从美国的视角看，这些变化的共同指向就是：全球秩序正在出现“不再以西方为绝对中心”的趋势。 三、美国在担忧什么？ 报告花了大量篇幅，系统表达了美国的三大核心担忧：...
琉球“新战场”：本质是中日叙事权之争
文/毕研韬 在中日关系紧张、东亚地缘政治再度重构的当下，琉球（日本称“冲绳群岛”）问题正在成为一个新战场。这场争夺，并不只是关乎领土归属，更是在深层上对历史、国际法与文化认同的叙事权之争。 一、历史根基：中琉关系的复杂性与争议性 从历史来看，琉球王国与中国（明清）长期有册封和朝贡制度关系。根据明清官方史料，琉球国王每逢登基，都需派使向中国请求册封。法学研究指出，从 1372 年明朝册封琉球中山王起，琉球就维持着与中国的藩属关系。 这一点，在现代叙事中极具分量。许多中国学者主张，这种历史制度并非简单的“文化联系”，而是构成中琉之间政治与国际关系互动的重要基础。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海问题研究中心》学者在“琉球学”建设讨论中所言：这一制度是构建“中国与琉球共同历史记忆”的关键。 与此同时，日本对这一历史关系的解释则更为简化。日本传统叙事强调琉球已被“内化”为日本的一部分。1860–1870 年代，日本逐步将琉球纳入其国家机制，最终在 1879 年废藩置县，将琉球变为冲绳县。 这一段历史在中日两国叙述中具有极大争议。中国视角强调册封与朝贡关系意味中方在历史上有重大的制度性影响，而日本传统叙事则聚焦其“领土主张”和“国家统一”的合法性。 二、战后秩序与国际法：法律地位并不如此“确定” 更富争议的是，二战结束后琉球群岛的法律地位并没有完全明确，这为中国提出“地位未定论”提供了国际法基础。 根据《旧金山和约》（1951 年）相关条款，琉球群岛处于美国管辖时期。许多中国学者指出，美国在该条约中仅获得行政管理权（行政、立法、司法），并未获得明确主权处分。这种行政权与主权的区分，是现代国际法争议的核心。 此外，中国方面还强调战时国际宣言（如 1943 年《开罗宣言》、1945 年《波茨坦公告》）对日本主权范围的限制。部分评论者认为，这些宣言是对日本战后领土范围的国际法律基础，但在日本叙事中，这些内容常被轻视或弱化。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推动“民族自决”议题。早在 2013 年，部分中国学者就提出，如果琉球（冲绳）存在主权争议，应当赋予岛民通过自治或自决表达其意愿。...
毕研韬：中日目前的紧张关系将如何收场？
中日关系再次进入一种微妙而坚硬的状态：并非对抗到临界点，却始终难以回归稳定。表面上，两国的摩擦集中在东海、台海与技术管制等具体议题，但其背后是区域安全结构、经济链条重组与国内政治变迁交织而成的复合性紧张。这一局势将如何收场？答案不会是某个戏剧性的转折，而是一个长期化、分层次、动态均衡的过程。 一、结构性矛盾决定紧张关系的持久性 中日关系的核心张力来自结构，而非事件。 其一，东亚安全结构正在重新调整。日本的安全政策正由“专守防卫”向“有限进攻能力”转变，与美国在前沿部署上的协同不断增强。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其在西太方向面临一个战略上更主动的近邻，而这种变化无法在短期内逆转。 其二，两国经济关系正在经历“部分脱敏”而非“全面脱钩”。日本对中国市场和制造链依赖仍深，但在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材料等关键领域，正在强化管制、分散风险。技术层面的竞争性正在加深，从而削弱了以往的互信基础。 其三，国内政治趋向强化了对抗性预期。在日本，自由民主党内部的保守派在对华议题上影响力更大；在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使战略警觉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背景。双边政治结构都在收紧窗口，这使双方缺乏推动关系转好的强烈动机。 结构性因素的共同结果是：中日关系很难快速缓和，也不太可能走向失控。 二、安全领域的摩擦将进入“可控紧张”模型 未来数年，两国在东海与台海周边的安全接触将维持高频度。东海问题本身已从“领土争议”转向“日常化摩擦管理”，双方海空力量的接触是结构性的。这种摩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周期性升温，例如演训规模变化、侦巡频率上升；二是刻意维持不失控，双方均不愿让危机升级到军事冲突。 台海问题将是安全紧张的核心变量。随着日本在此议题上从“情势关注”转为“参与风险评估”，中国需要将日本视为潜在但不确定的局部参与者。这种“半参与”角色，会让中日安全关系更加敏感，但也促使双方强化危机沟通机制，以避免误判。 因此，中日的安全紧张更像一种“结构性噪音”：持续存在，但被双方控制在可管理区间内。 三、经济关系将经历再平衡，而非走向对立 尽管经贸摩擦增多，但中日经济关系仍具有显著韧性。日本企业的中国布局虽然趋于谨慎，却没有大规模撤离；中国市场依然是其全球战略的关键部分。两国之间的技术、供应链与资本流动呈现“分区制”特征：敏感领域趋于分离，非敏感领域保持合作，高度成熟的制造链在区域内部重组。 未来的经济关系可能呈现三种趋势： 第一，关键技术合作减少。半导体设备、精密制造材料等领域将继续受到制度限制，这是战略性竞争的焦点。 第二，制造链合作仍然稳定。汽车、化工、消费电子等行业在短期内缺乏替代方案，依赖关系仍然强固。 第三，区域经济规则之争上升。CPTPP、IPEF等机制将成为影响双边经济关系的外溢舞台。 这意味着，中日经济关系不会因政治紧张而断裂，但会进入“竞争与合作并行”的长周期。 四、外部变量将决定紧张关系的“天花板”与“地板” 在所有变量中，美中关系是最关键的外部因素。如果美中竞争保持可管理，中日关系的紧张将被锁定在中等程度，避免战略误判；若美中对抗加剧，日本在地区安全中的角色将更靠前，中日摩擦上升的空间随之扩大。 其次，台湾地区局势具有溢出效应。台海若维持相对稳定，中日紧张度可控；若局势波动，日本的风险感知将随之攀升，使双边互动更敏感。 此外，区域国家的战略选择也会影响中日关系。韩国、东盟若在经济与安全上保持“两线多向”，将为中国与日本之间提供缓冲；反之，则可能加深地区集团化格局。 五、可能的“收场方式”：一种长期的平衡，而非终曲...
过去十年，台湾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
文/毕研韬 过去十年，台湾的人口、产业、国际观、两岸认知都在同时转向，一个全新的台湾已经浮现。 一、人口断层与老龄化挑战 根据台湾当局统计，截至 2025 年 10 月，台湾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达 19.9%，逼近“超高龄社会”门槛。 与此同时，台湾总人口已连续多年自然负增长，新生儿数持续下滑。 更值得注意的是，超过 23% 的老年人（65 岁以上）选择独居，这对社会支持体系、社区照护形成巨大压力。 这种迅速进入老龄社会的趋势，一方面是制度性挑战（如养老、医疗、照护体系的重构）；另一方面，对社会文化和家庭结构也是深刻考验。 二、移工成为劳动力常态化组成 近年来，台湾对外籍劳动力（移工）的依赖越来越深，特别是在基础产业和社会照护领域。移工数量显著上升，成为台湾经济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种常态化不仅是劳动力市场的应对机制，也带来福利、权益与融合新课题。如何保障移工的劳动条件、促进社会融合，成为政策与公共认知中亟需关注的问题。 三、科技产业与全球战略定位 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持续成为台湾经济增长的核心，全球供应链重组和地缘政治博弈强化了其关键地位。面对中美竞争、技术自主与国际合作之间的博弈，台湾不断通过产业布局（如跨国晶圆厂）、政策调适（科技与安全协同）来回应外部压力。 这种经济-战略联动，使得台湾普通民众对自己在全球体系中的角色认知发生转变：不再仅是一个“小岛经济体”，而是全球科技链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节点。...
高市早苗为何对华强硬？日本安全观正在系统性重写
文/毕研韬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数次就中国与台海局势发表强硬表态，引发中日外交摩擦与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要理解高市“强硬路线”的底层逻辑，必须将其放入日本的内政结构、地区安全格局、美日同盟机制以及高市个人政治路径的多重框架中进行系统分析。只有在这些脉络之中，才能避免情绪化判断，并实事求是地揭示此类言论背后的结构性动力。 一、地区安全结构的变化：从“外围冲突”到“直接威胁”的认知转变 日本防卫省自《防卫白皮书2021》起便持续强调中国军事力量快速发展、台海局势不确定性上升可能对日本周边安全造成直接影响。2022年版白皮书首次将“台湾稳定”列为“日本安全不可或缺”，并指出台海一旦发生武力冲突，“可能对日本的安全保障产生重大影响”。这些表述均为公开、可查证的内容。 高市的发言本质上是对白皮书既有判断的进一步政治化表达：即把可能的台海危机从“区域事件”提升为“日本自身的生存风险”。这种“安全化”话语符合哥本哈根学派所谓 securitization的分析框架——通过言语把某议题定义为生存威胁，使政府获得更多动员空间。 换言之，高市的强硬言论并非孤立的个人态度，而是对日本官方安全评估的一种更激进的政治呈现。 二、美日同盟机制的结构性压力：对美国的“可信承诺”展示 近年来，美日同盟在东亚的功能愈加突出。2023年、2024年的美日“2+2”会谈文件均明确提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共同立场，强调双方将“提升一体化威慑与应对能力”。这一合作框架要求日本在关键地缘议题上与美国保持高度协调。 在此背景下，日本首相若强调“台海事态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其效果之一即是向美国展示“日本不会在关键时刻退缩”。这种表态不仅是地缘政治需要，更是同盟互动的信号机制：美国期望日本强化防卫能力，以分担地区压力，日本则通过高调表态争取更明确的美国安全承诺。 这种双向互动在同盟体系中是常见现象。高市的言论因此具有“向盟友展示责任”的功能，并非单纯情绪性表达。 三、国内政治逻辑：保守派路线的延续与首相权威建构 高市出身自民党强硬保守派，在修宪、加强防卫态势、强化国家主权叙事上立场鲜明。她的政治支持基础主要来自重视“国家安全”“自立防卫”的选民群体以及党内保守派议员联盟。 在日本政治中，新首相往往需要通过清晰的政策姿态来建立威信并稳固党内地位。尤其对保守路线的首相而言，在外交安全议题上展示“坚定不退缩”常被视为领导力和方向感的重要象征。 因此，高市的强硬言论还具有国内动员与党内巩固的功能。她通过突出中国与台海问题，将注意力集中到其擅长并具有话语优势的安全议题，从而强化自身政治正当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强硬姿态也会在日本内部引发不同声音，如部分经济界担忧对华关系紧张可能影响贸易与投资。这说明高市的言论同时承受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张力。 四、对中国的信号博弈：威慑、成本提升与战略沟通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往往通过公开表态来塑造对手的风险评估。日本政府多位官员在过去几年中逐步明确台海稳定的重要性，而高市的言论则进一步提高了表述强度，向中国发出威慑信号：任何武力冲突都会带来区域外溢效应，并可能牵动日本。 这种威慑并不意味着日本寻求对抗，而是试图通过抬高成本来降低冲突可能性。此逻辑可在多国外交实践中观察到，例如韩国在朝核危机中的“高风险提醒”策略。 但风险在于：强硬信号若缺乏沟通机制，可能被对手解读为敌意升级，从而进入“安全困境”。近年来中日之间因言论激化而出现的外交抗议、舆论对立和军事演训反制，就体现了这一困境的现实性。 换言之，高市言论的战略意图可能是遏制，但效果未必可控。 五、战后日本身份叙事的深层结构：从“专守防卫”向“积极安全保障”的转型 战后日本长期强调“专守防卫”，避免卷入域外冲突。然而，随着国际格局变化，2014年《集体自卫权解释》、2022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均显示日本正在逐步扩大自身的安全角色。...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2025年度对中国的认知
文/毕研韬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每年发布《年度威胁评估》（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ATA），旨在向国会报告其所关注的国际安全与战略趋势，其中的涉华内容属于美方情报界内部评估与观点，而非客观事实本身。本文基于ATA 2025公开版本，对其中涉华内容进行梳理，并严格以“美方认为”“报告指出”等方式呈现其原始表述。 一、美方总体定位：从强调竞争到关注长期结构性互动 根据ATA 2025，美国情报界在涉及中国议题时，仍沿用“主要竞争对手”（major competitor）之描述，体现了美方从自身角度出发所关注的长期战略议题。 报告中提及，中国在科技、经济规模、部分产业链能力等方面的进展，是促使美方将竞争视为长期议题的重要背景之一。 报告强调，这种竞争并非短期变化，而是“结构性因素”在持续作用。 在总体框架上，美方的关注点与往年一致，主要聚焦于全球治理、区域局势和前沿科技等领域，并从这些维度观察中国角色的变化如何影响美国的战略利益。 二、科技与产业领域：美方关注“全球竞争格局变化” 科技领域在ATA 2025中占据重要篇幅。报告指出，中国在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能源技术等领域的投入力度持续增加，可能影响全球相关产业的发展方向。 报告显示，美方认为，科技和产业链的全球分布变化，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影响国际竞争态势。美方从自身战略需求出发，持续关注这些趋势可能对美国国内经济安全产生的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报告所呈现的是“美方焦虑的来源与逻辑”，并不意味着其评估能够充分反映中国的真实策略与长期目标。 三、地区局势观察：美方强调“关注与风险评估” 在区域安全议题上，ATA 2025延续了历年惯例，主要从“潜在突发事件”“地区紧张因素”“美方安全利益”等角度进行分析。 报告提到，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经贸与安全政策，是美方持续观察的重点，但文件并未给出判断性结论，而是以“可能影响地区稳定”“美方持续关注”等较为谨慎的表述方式呈现。 在这一部分，报告强调的依然是美国的“风险感知”，而不是对中国政策的价值判断。...
美国国会最新报告：未来十年是全球叙事竞争的高峰期
文/毕研韬 11月18日，美国国会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的年度报告，引发美国、欧洲以及亚洲舆论的强烈关注。 这份《2025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年度报告》（USCC Annual Report）用了少见的尖锐措辞，提出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判断： 中国正在推动一种“可能改写全球秩序”的新力量。 一、这份报告是谁写的？为什么重要？ USCC（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直接任命委员，其职责是评估中国的发展对美国经济、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影响。 这份报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美国国会了解中国的重要依据；常被用于指导美国对华立法和行政政策；一直被视为美国“对华强硬派”的风向标。 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学术报告，而是美国政治系统对中国的年度“官方判断”。 二、核心警告：中国正在塑造一种“替代性世界秩序” 这次引发全球媒体聚焦的，就是报告中的这一判断： 中国正在推动一种“以自身为中心的替代性世界秩序”，挑战美国主导的体系。 报告认为，中国在多个层面正在推动全球治理的深层变化，包括： 1.在政治叙事上：提出“现代化可以不按西方模板” 报告指出，中国的治理模式与现代化路径，吸引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注意，使得国际政治的“价值中心”不再完全被西方垄断。 2.在全球经济上：形成新的结构性影响力 通过贸易、投资和长期基础设施合作，中国与亚非拉许多国家形成高度互依的关系，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的议价权进一步上升。 3.在国际规则上：主动参与标准、法规与机制制定 包括科技标准、数字治理、贸易规则、多边机制等。 从美国的视角看，这些变化的共同指向就是：全球秩序正在出现“不再以西方为绝对中心”的趋势。 三、美国在担忧什么？ 报告花了大量篇幅，系统表达了美国的三大核心担忧：...
琉球“新战场”：本质是中日叙事权之争
文/毕研韬 在中日关系紧张、东亚地缘政治再度重构的当下，琉球（日本称“冲绳群岛”）问题正在成为一个新战场。这场争夺，并不只是关乎领土归属，更是在深层上对历史、国际法与文化认同的叙事权之争。 一、历史根基：中琉关系的复杂性与争议性 从历史来看，琉球王国与中国（明清）长期有册封和朝贡制度关系。根据明清官方史料，琉球国王每逢登基，都需派使向中国请求册封。法学研究指出，从 1372 年明朝册封琉球中山王起，琉球就维持着与中国的藩属关系。 这一点，在现代叙事中极具分量。许多中国学者主张，这种历史制度并非简单的“文化联系”，而是构成中琉之间政治与国际关系互动的重要基础。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海问题研究中心》学者在“琉球学”建设讨论中所言：这一制度是构建“中国与琉球共同历史记忆”的关键。 与此同时，日本对这一历史关系的解释则更为简化。日本传统叙事强调琉球已被“内化”为日本的一部分。1860–1870 年代，日本逐步将琉球纳入其国家机制，最终在 1879 年废藩置县，将琉球变为冲绳县。 这一段历史在中日两国叙述中具有极大争议。中国视角强调册封与朝贡关系意味中方在历史上有重大的制度性影响，而日本传统叙事则聚焦其“领土主张”和“国家统一”的合法性。 二、战后秩序与国际法：法律地位并不如此“确定” 更富争议的是，二战结束后琉球群岛的法律地位并没有完全明确，这为中国提出“地位未定论”提供了国际法基础。 根据《旧金山和约》（1951 年）相关条款，琉球群岛处于美国管辖时期。许多中国学者指出，美国在该条约中仅获得行政管理权（行政、立法、司法），并未获得明确主权处分。这种行政权与主权的区分，是现代国际法争议的核心。 此外，中国方面还强调战时国际宣言（如 1943 年《开罗宣言》、1945 年《波茨坦公告》）对日本主权范围的限制。部分评论者认为，这些宣言是对日本战后领土范围的国际法律基础，但在日本叙事中，这些内容常被轻视或弱化。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推动“民族自决”议题。早在 2013 年，部分中国学者就提出，如果琉球（冲绳）存在主权争议，应当赋予岛民通过自治或自决表达其意愿。...
毕研韬教授出席“第四届中国地标周边传播论坛”
文/唐摩崖 11月20日，“第四届中国地标周边传播论坛”在海口经济学院成功举办，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应邀出席论坛并作大会发言。 在发言中，毕教授首先讨论了“地标”的内涵。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地标是指“地面上的显著标志”，譬如天安门、自由女神、凯旋门、大本钟等。在正式语境下，这是”地标“的经典定义，但在非正式场合，“地标”可以视作“（产品之）地理标志”的简称。 毕教授随后指出，地标的意义是人为建构的，而意义建构是平等协商的过程。他进一步阐述了地标意义建构的四个环节，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中国地标意义建构的四大误区。 本次论坛由海口经济学院中国地标周边传播研究院、中广天择传媒学院，中国广告协会共同举办。
号外！美国“28点俄乌和平方案”核心要点
美国提出的”28点俄乌和平方案“目前备受争议。 文/毕研韬 一、方案性质与当前状态 2025年11月，美国向乌克兰提交了一份“28点俄乌和平方案”。据多家媒体报道，这项方案系美俄双方特使斡旋下形成的，并获得了特朗普总统的支持。方案涵盖乌克兰和平、安全保障、欧洲安全以及美俄/美乌未来关系。 目前，该方案尚未被乌克兰正式接受。特朗普曾公开设定 11月27日 为接受最后期限。 俄罗斯方面表示愿进行实质性谈判，但强调对细节还需深入讨论。 对此，泽连斯基称乌克兰面临艰难抉择，但强调尊严与自由是底线。 同时，欧洲盟友对方案中某些条款 (如领土、裁军) 表示强烈保留。 因此，这份方案目前更多是 外交构想／谈判提案，尚处于政治斡旋阶段，而非已正式签署的和平协议。 二、28 点核心内容与简要解析 下面按已公开报导整理 28 点主要内容（部分为媒体推测或未全面公开的细节），并简要说明其潜在意义。 1.确认乌克兰主权：明文承认乌克兰为主权国家。 2.签订全面不侵略协议：俄罗斯、乌克兰及欧洲国家达成互不侵犯条约，解决过去几十年安全模糊问题。 3.防止扩张：俄罗斯承诺不再入侵邻国；北约不再进一步扩张。 4.俄-北约对话机制：建立由美国斡旋的俄-北约对话平台，处理安全问题、降级风险、未来合作。...
毕研韬：中日目前的紧张关系将如何收场？
中日关系再次进入一种微妙而坚硬的状态：并非对抗到临界点，却始终难以回归稳定。表面上，两国的摩擦集中在东海、台海与技术管制等具体议题，但其背后是区域安全结构、经济链条重组与国内政治变迁交织而成的复合性紧张。这一局势将如何收场？答案不会是某个戏剧性的转折，而是一个长期化、分层次、动态均衡的过程。 一、结构性矛盾决定紧张关系的持久性 中日关系的核心张力来自结构，而非事件。 其一，东亚安全结构正在重新调整。日本的安全政策正由“专守防卫”向“有限进攻能力”转变，与美国在前沿部署上的协同不断增强。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其在西太方向面临一个战略上更主动的近邻，而这种变化无法在短期内逆转。 其二，两国经济关系正在经历“部分脱敏”而非“全面脱钩”。日本对中国市场和制造链依赖仍深，但在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材料等关键领域，正在强化管制、分散风险。技术层面的竞争性正在加深，从而削弱了以往的互信基础。 其三，国内政治趋向强化了对抗性预期。在日本，自由民主党内部的保守派在对华议题上影响力更大；在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使战略警觉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背景。双边政治结构都在收紧窗口，这使双方缺乏推动关系转好的强烈动机。 结构性因素的共同结果是：中日关系很难快速缓和，也不太可能走向失控。 二、安全领域的摩擦将进入“可控紧张”模型 未来数年，两国在东海与台海周边的安全接触将维持高频度。东海问题本身已从“领土争议”转向“日常化摩擦管理”，双方海空力量的接触是结构性的。这种摩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周期性升温，例如演训规模变化、侦巡频率上升；二是刻意维持不失控，双方均不愿让危机升级到军事冲突。 台海问题将是安全紧张的核心变量。随着日本在此议题上从“情势关注”转为“参与风险评估”，中国需要将日本视为潜在但不确定的局部参与者。这种“半参与”角色，会让中日安全关系更加敏感，但也促使双方强化危机沟通机制，以避免误判。 因此，中日的安全紧张更像一种“结构性噪音”：持续存在，但被双方控制在可管理区间内。 三、经济关系将经历再平衡，而非走向对立 尽管经贸摩擦增多，但中日经济关系仍具有显著韧性。日本企业的中国布局虽然趋于谨慎，却没有大规模撤离；中国市场依然是其全球战略的关键部分。两国之间的技术、供应链与资本流动呈现“分区制”特征：敏感领域趋于分离，非敏感领域保持合作，高度成熟的制造链在区域内部重组。 未来的经济关系可能呈现三种趋势： 第一，关键技术合作减少。半导体设备、精密制造材料等领域将继续受到制度限制，这是战略性竞争的焦点。 第二，制造链合作仍然稳定。汽车、化工、消费电子等行业在短期内缺乏替代方案，依赖关系仍然强固。 第三，区域经济规则之争上升。CPTPP、IPEF等机制将成为影响双边经济关系的外溢舞台。 这意味着，中日经济关系不会因政治紧张而断裂，但会进入“竞争与合作并行”的长周期。 四、外部变量将决定紧张关系的“天花板”与“地板” 在所有变量中，美中关系是最关键的外部因素。如果美中竞争保持可管理，中日关系的紧张将被锁定在中等程度，避免战略误判；若美中对抗加剧，日本在地区安全中的角色将更靠前，中日摩擦上升的空间随之扩大。 其次，台湾地区局势具有溢出效应。台海若维持相对稳定，中日紧张度可控；若局势波动，日本的风险感知将随之攀升，使双边互动更敏感。 此外，区域国家的战略选择也会影响中日关系。韩国、东盟若在经济与安全上保持“两线多向”，将为中国与日本之间提供缓冲；反之，则可能加深地区集团化格局。 五、可能的“收场方式”：一种长期的平衡，而非终曲...
过去十年，台湾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
文/毕研韬 过去十年，台湾的人口、产业、国际观、两岸认知都在同时转向，一个全新的台湾已经浮现。 一、人口断层与老龄化挑战 根据台湾当局统计，截至 2025 年 10 月，台湾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达 19.9%，逼近“超高龄社会”门槛。 与此同时，台湾总人口已连续多年自然负增长，新生儿数持续下滑。 更值得注意的是，超过 23% 的老年人（65 岁以上）选择独居，这对社会支持体系、社区照护形成巨大压力。 这种迅速进入老龄社会的趋势，一方面是制度性挑战（如养老、医疗、照护体系的重构）；另一方面，对社会文化和家庭结构也是深刻考验。 二、移工成为劳动力常态化组成 近年来，台湾对外籍劳动力（移工）的依赖越来越深，特别是在基础产业和社会照护领域。移工数量显著上升，成为台湾经济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种常态化不仅是劳动力市场的应对机制，也带来福利、权益与融合新课题。如何保障移工的劳动条件、促进社会融合，成为政策与公共认知中亟需关注的问题。 三、科技产业与全球战略定位 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持续成为台湾经济增长的核心，全球供应链重组和地缘政治博弈强化了其关键地位。面对中美竞争、技术自主与国际合作之间的博弈，台湾不断通过产业布局（如跨国晶圆厂）、政策调适（科技与安全协同）来回应外部压力。 这种经济-战略联动，使得台湾普通民众对自己在全球体系中的角色认知发生转变：不再仅是一个“小岛经济体”，而是全球科技链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节点。...
美国国会最新报告：未来十年是全球叙事竞争的高峰期
文/毕研韬 11月18日，美国国会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的年度报告，引发美国、欧洲以及亚洲舆论的强烈关注。 这份《2025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年度报告》（USCC Annual Report）用了少见的尖锐措辞，提出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判断： 中国正在推动一种“可能改写全球秩序”的新力量。 一、这份报告是谁写的？为什么重要？ USCC（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直接任命委员，其职责是评估中国的发展对美国经济、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影响。 这份报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美国国会了解中国的重要依据；常被用于指导美国对华立法和行政政策；一直被视为美国“对华强硬派”的风向标。 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学术报告，而是美国政治系统对中国的年度“官方判断”。 二、核心警告：中国正在塑造一种“替代性世界秩序” 这次引发全球媒体聚焦的，就是报告中的这一判断： 中国正在推动一种“以自身为中心的替代性世界秩序”，挑战美国主导的体系。 报告认为，中国在多个层面正在推动全球治理的深层变化，包括： 1.在政治叙事上：提出“现代化可以不按西方模板” 报告指出，中国的治理模式与现代化路径，吸引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注意，使得国际政治的“价值中心”不再完全被西方垄断。 2.在全球经济上：形成新的结构性影响力 通过贸易、投资和长期基础设施合作，中国与亚非拉许多国家形成高度互依的关系，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的议价权进一步上升。 3.在国际规则上：主动参与标准、法规与机制制定 包括科技标准、数字治理、贸易规则、多边机制等。 从美国的视角看，这些变化的共同指向就是：全球秩序正在出现“不再以西方为绝对中心”的趋势。 三、美国在担忧什么？ 报告花了大量篇幅，系统表达了美国的三大核心担忧：...
号外！美国“28点俄乌和平方案”核心要点
美国提出的”28点俄乌和平方案“目前备受争议。 文/毕研韬 一、方案性质与当前状态 2025年11月，美国向乌克兰提交了一份“28点俄乌和平方案”。据多家媒体报道，这项方案系美俄双方特使斡旋下形成的，并获得了特朗普总统的支持。方案涵盖乌克兰和平、安全保障、欧洲安全以及美俄/美乌未来关系。 目前，该方案尚未被乌克兰正式接受。特朗普曾公开设定 11月27日 为接受最后期限。 俄罗斯方面表示愿进行实质性谈判，但强调对细节还需深入讨论。 对此，泽连斯基称乌克兰面临艰难抉择，但强调尊严与自由是底线。 同时，欧洲盟友对方案中某些条款 (如领土、裁军) 表示强烈保留。 因此，这份方案目前更多是 外交构想／谈判提案，尚处于政治斡旋阶段，而非已正式签署的和平协议。 二、28 点核心内容与简要解析 下面按已公开报导整理 28 点主要内容（部分为媒体推测或未全面公开的细节），并简要说明其潜在意义。 1.确认乌克兰主权：明文承认乌克兰为主权国家。 2.签订全面不侵略协议：俄罗斯、乌克兰及欧洲国家达成互不侵犯条约，解决过去几十年安全模糊问题。 3.防止扩张：俄罗斯承诺不再入侵邻国；北约不再进一步扩张。 4.俄-北约对话机制：建立由美国斡旋的俄-北约对话平台，处理安全问题、降级风险、未来合作。...
毕研韬：中日目前的紧张关系将如何收场？
中日关系再次进入一种微妙而坚硬的状态：并非对抗到临界点，却始终难以回归稳定。表面上，两国的摩擦集中在东海、台海与技术管制等具体议题，但其背后是区域安全结构、经济链条重组与国内政治变迁交织而成的复合性紧张。这一局势将如何收场？答案不会是某个戏剧性的转折，而是一个长期化、分层次、动态均衡的过程。 一、结构性矛盾决定紧张关系的持久性 中日关系的核心张力来自结构，而非事件。 其一，东亚安全结构正在重新调整。日本的安全政策正由“专守防卫”向“有限进攻能力”转变，与美国在前沿部署上的协同不断增强。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其在西太方向面临一个战略上更主动的近邻，而这种变化无法在短期内逆转。 其二，两国经济关系正在经历“部分脱敏”而非“全面脱钩”。日本对中国市场和制造链依赖仍深，但在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材料等关键领域，正在强化管制、分散风险。技术层面的竞争性正在加深，从而削弱了以往的互信基础。 其三，国内政治趋向强化了对抗性预期。在日本，自由民主党内部的保守派在对华议题上影响力更大；在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使战略警觉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背景。双边政治结构都在收紧窗口，这使双方缺乏推动关系转好的强烈动机。 结构性因素的共同结果是：中日关系很难快速缓和，也不太可能走向失控。 二、安全领域的摩擦将进入“可控紧张”模型 未来数年，两国在东海与台海周边的安全接触将维持高频度。东海问题本身已从“领土争议”转向“日常化摩擦管理”，双方海空力量的接触是结构性的。这种摩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周期性升温，例如演训规模变化、侦巡频率上升；二是刻意维持不失控，双方均不愿让危机升级到军事冲突。 台海问题将是安全紧张的核心变量。随着日本在此议题上从“情势关注”转为“参与风险评估”，中国需要将日本视为潜在但不确定的局部参与者。这种“半参与”角色，会让中日安全关系更加敏感，但也促使双方强化危机沟通机制，以避免误判。 因此，中日的安全紧张更像一种“结构性噪音”：持续存在，但被双方控制在可管理区间内。 三、经济关系将经历再平衡，而非走向对立 尽管经贸摩擦增多，但中日经济关系仍具有显著韧性。日本企业的中国布局虽然趋于谨慎，却没有大规模撤离；中国市场依然是其全球战略的关键部分。两国之间的技术、供应链与资本流动呈现“分区制”特征：敏感领域趋于分离，非敏感领域保持合作，高度成熟的制造链在区域内部重组。 未来的经济关系可能呈现三种趋势： 第一，关键技术合作减少。半导体设备、精密制造材料等领域将继续受到制度限制，这是战略性竞争的焦点。 第二，制造链合作仍然稳定。汽车、化工、消费电子等行业在短期内缺乏替代方案，依赖关系仍然强固。 第三，区域经济规则之争上升。CPTPP、IPEF等机制将成为影响双边经济关系的外溢舞台。 这意味着，中日经济关系不会因政治紧张而断裂，但会进入“竞争与合作并行”的长周期。 四、外部变量将决定紧张关系的“天花板”与“地板” 在所有变量中，美中关系是最关键的外部因素。如果美中竞争保持可管理，中日关系的紧张将被锁定在中等程度，避免战略误判；若美中对抗加剧，日本在地区安全中的角色将更靠前，中日摩擦上升的空间随之扩大。 其次，台湾地区局势具有溢出效应。台海若维持相对稳定，中日紧张度可控；若局势波动，日本的风险感知将随之攀升，使双边互动更敏感。 此外，区域国家的战略选择也会影响中日关系。韩国、东盟若在经济与安全上保持“两线多向”，将为中国与日本之间提供缓冲；反之，则可能加深地区集团化格局。 五、可能的“收场方式”：一种长期的平衡，而非终曲...
